半个世纪前的25号甲主任——原办事处主任母广茂访谈

2019-09-29 15:23     编辑:李斌

人物简介

母广茂:1925年12月出生,河北省乐亭县人。1938—1951年,在天津学徒,当职员。

1951—1958年,在天津市工会和全国建筑工会工作。1958年调入二○二厂。曾任科长、主任、财税局局长等职。

出了包头火车东站,沿站北路往前走,路边有一处小院———南门外30号。二○二厂建厂初期在此设立办事处,当时叫25号甲,母广茂就是这里的主任。

母广茂也是二○二厂建厂初期就调来的老人,那时候来二○二厂的人,不论是员工还是亲属,因为保密的原因,必须先来办事处联系,然后才能被安排进厂或让要找的人来此会面,因此大多数人都是由他第一个接待。母广茂言谈诙谐幽默,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二○二

人无欲无求、无怨无悔的特色。

记者:

您是建厂初期就来厂的老人,亲历了二0二厂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就您的经历给我们说说。

母广茂:

我一来厂就跟张诚在一起,1959年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张诚是主任,我是副主任,1959年不是大批进人嘛,马宝良跟杨朴是生活准备委员会,王焕新跟马青玉是基本建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全厂没有处什么的,就是三个委员会最大了。后来接待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把我弄到30号,那

时候叫25号甲,对外就成立办事处了,内蒙古冶炼厂的办事处,我在那儿当主任。

记者:

30号那儿是二0二厂买的地?

母广茂:

市里给拨的,没花钱。本来没号,25号为了保密弄个甲,信箱是四○一信箱。建了办事处以后,市里有什么事都得通过我那儿,不能直接来厂。厂的周围都是部队把守的,家属区都不行。我讲个笑话,包头市公安局局长来了,也得找我才能让他进去。公安部门能进来的就是内蒙古公安处的那个处长,我忘了他名字,他能直接来。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公开了,谁都能进来了。以前可严了,像我们给家里头写信都不能写地址,就得用信箱。

母广茂(前排中)与同事

记者:

就是四0一信箱?

母广茂:

四○一信箱。我有一个小舅子来找我,他原来在石拐上班,找一个礼拜没找着我,因为信箱保密,邮局一般不告诉,最后他写信我才把他接回来。我小舅子进来也得厂里批,也不能直接进来。那个时候我的权力大了,什么都管,那时候不叫二○二,内部叫四○八厂,找这个厂的都得经过我,不经过我,谁也来不了。那时候真忙,我一上班黑天白日都不回来。

记者:

王焕新他们办公室也是在那儿,都在一块儿?

母广茂:

就在那个灰砖房,我当秘书那时候他就在这边办公了,我跟王焕新、张诚都在一块,我是秘书。

记者:

王焕新是山东人?

母广茂:

山东人,副厂长。

记者:

也不是大学生?

母广茂:

不是,老干部了。

记者:

说那个人可朴实了?

母广茂:

朴实。王焕新跟谁都随便,那个人真是好,没官架子。张诚那架子就

大,官大。

记者:

实际就大一级,比王焕新高一级,王焕新是副厂长嘛。

母广茂:

大两级,张诚11级,王焕新13级。张诚原来在北京就是高干,12级以上都是高干。

母广茂

记者:

13级算是高干,15级以上才算是高干了吧?

母广茂:

不,从中央算,12级以上算高干,但是地方13级就是高干了,那么排的。王焕新有意思,经常跑食堂,一看有什么好吃的他就吃,那个人大大咧咧的,挺好。

记者:

您那会儿在总工会,是怎么跟你们谈的就来这儿了?

母广茂:

来的时候就说是支援边疆,什么地方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是上哪儿去,就是上火车以后告诉你哪儿下车。走的时候二机部部长是宋任穷嘛,宋任穷跟刘宁一,刘宁一是我们工会主席,给我们开会,说你们去上三年就回来,说了也没算。都不愿意去,在北京多好。

记者:

你们从总工会那头到咱厂来了几个?

母广茂:

先后有30来个,都回去了,没几个留这儿的。就有一个宋建文死在

这儿了。

记者:

那您来包头的时候还没开始建设呢?

母广茂:

就是建厂初期,有几栋平房。张珍是医务所所长。

记者:

他来得晚点是吧?

母广茂:

他来得够早的。

记者:

张珍他们说就在30号支了个小门诊部?

母广茂:

什么都在30号,转运站,就是货物来了都要到那儿办手续才能进厂。专门有个货运组也归我那儿管,不管进什么货都在那儿住,后来归供应处了,一开始就是转运站。机要室,包头的机要文件都在我那儿归我管,经过北京来的或哪儿来的都送到那儿,给包头市委的也得我那儿转,我那儿专门有个跑机要的。跑机要的叫高玉山,现在还活着,他骑着摩托给送。我那时候权大了。

记者:

那时候还有个李恺是不?

母广茂:

李恺后来到厂里当一车间主任了。那时候他没名称,反正就在那儿负责,正式叫办事处主任的是我。

记者:

来人他们也在那儿住,接待人的话都在30号住?

母广茂:

也得住呀,得批准了才能回来。那儿平房不少,都是平房。我去了三次。

记者:

那怎么去了三次?

母广茂:

第一次我接待得差不多了,行政科忙,那时候肖长友是行政科长,张诚发火了,不要他了。反正那个老头挺犟的,把他换了,换我当行政科长。行政科长当一段,又调到财务科当科长,那时候没处。在厂区待一段,又回30号。有一段又当教育科科长。

记者:

全干了。

母广茂:

反正是不少地方,党委办公室我也去过,区里政企合一时我是财税局局长。那时候财税局局长本来是李文奎,厂里成立财务处他当处长了,他对地方财政不懂,后来打报告不干,就派赵常富当财税局局长。说个笑话,他就装病,几个月不上班,他根本没搞过财务。我是乱七八糟啥都干,孔德修说你去吧,我这个人老实,让去就去吧。反正二○二我去了十几个地方。

记者:

您在财税局那会儿是不是苏野光还在?

母广茂:

苏野光是区委书记,政企合一以后就没他了,党委书记就是李德逊了。苏野光我熟,我去了他刚走,苏野光那人挺好。

记者:

冯敏不是从总工会来的吧?

母广茂:

不是,政企合一的时候他好像是民政局的。还有工商局,是李征。还有王为公死了,他是副局长,李征是局长。我们都挨着。

记者:

李征是从部队上下来的?

母广茂:

部队。李征人挺好,当过民兵参谋长。

记者:

张子明也早,是吧?

母广茂:

张子明也挺早。刚成立时,我在平房,厂办公室、党委办公室我们是面朝北,他是面朝南,他是派出所所长,跟我们对门。我当行政科科长的时候,来人不管是职工、家属,我们还给他们修炉子,用砖砌炉子,等炉子干了,把床搬去,人家才进来。我们那是真正的服务员,那够累的。不过我扛一张床也挺省劲的,那时候才30多岁。

记者:

那时候刘允斌来的时候也通过您?

母广茂:

对,也在那儿。我记得“文化大革命”时刘允斌跑到我那儿去了,我把他藏起来了,那时候逮他。

记者:

掩护起来了,没人知道?

母广茂:

没人知道,一般没人去。那时候房子不少,三面都有房子。刘允斌他妹妹从呼市也来过。

记者:

也得通过您这儿?

母广茂:

都是在那儿住的。这儿进不来,也不让她进。李妙秀跟我最熟了,因为好接触的就是我,特别刘允斌去世之后,别人她根本不见。

记者:

那个迟云锡不爱说话?

母广茂:

他话少。我跟迟云锡还在市党校学习过,回来以后可能就把他弄招待所去了。

记者:

据说你们从北京来时说来三年就再调回北京?

母广茂:

有门的大部分又陆续回北京去了,总工会来的到最后就剩下7个,来了好几十都弄回去了。还是这儿苦,北京多好,北京回去人家还要。调这儿来的审查可严了,政治条件、工作能力都得好的,所以回去人都要。

记者:

1958年那会儿是不是你们也挨饿了?

母广茂:

挨饿,反正都种点自留地,那个时候地有的是。张诚去内蒙古找了乌兰夫,最后给拨的细粮多,那比部队还高,80%,部队才60%。那是乌兰夫照顾的。

记者:

听说30号那会儿有个吉普车、有个卡车,冬天有时候出门还得坐卡着?

母广茂:

对呀,人多呀。有时候来人,人和东西一块拉。有个大卡车,小车我随便调,原来厂里有小车,我叫就来,所以我回来都坐小车,那时候神气。开始就一个小车,后来多了。

记者:

你们在总工会那会儿找个理由不来不行?

母广茂:

不敢。理由没用,定了你就得走。我来那年到年底,我说回去看看家去,王焕新管生活,他说别去了,有人给你捎回来。他不让我走,他怕我跑了,最后让人事科的人带回来的。看家都不让。

记者:

那您最后还没弄上离休?

母广茂:

到不了,1600多。行,我就爱吃肉,够我吃肉就行。

记者:

王焕新最后是调到东北还是山东去了?

母广茂:

王焕新调到北京了,现在去世了。

记者:

他们说这个人挺壮实,也能吃,一点架子没有。

母广茂:

能吃,没架子。张诚有架子,但他心不坏,他就是对中层干部严,对工人可好了,对工人也是挺随便的。我为什么又调出去了?我就顶他。我当他秘书,我顶他,他认为错了晚上还给我道歉,这个人有这个好处。上一次厂庆他来了,他要走时想起我了,给我来电话我就去了,待了半天,下午他就走了。(田炳信/刘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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