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李冠兴：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核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1940年1月生于上海市。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1962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本科毕业，1967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研究生毕业。1982—1984年公派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

李冠兴现任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名誉总经理（前身为中核集团公司二○二厂），核工业特种材料研究开发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常委，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理事长，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反应堆燃料及材料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双聘教授及精细陶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局专家咨询委委员。他是中共十六大代表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李冠兴同志长期从事核材料与工艺技术、粉末冶金、金属材料、高级陶瓷与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研究，在生产堆、研究堆和核电站燃料元件与相关组件及铀材料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主持建设了我国第一条重水堆核电站用燃料棒束生产线。

记者：

您是包头市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截至目前唯一的一位工程院院士，您可以说是内蒙古自治区和包头市的骄傲，更是我们二○二厂的骄傲。听说您在清华读了10年书，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时只有16岁？

李冠兴：

16岁，在考到清华的时候我年龄最小，当时班里同学的年纪差距很大，不像现在同学年纪都差不多。我们上海考到清华的年纪比较小。我们刚到清华去的时候是大家住一个大屋子，没分班以前我们住在平房，24个人的房间，每个房间是8个人，上面是火墙，清华有这样的房子。我们房间那8个人都是上海人，外面住的是天津还是哪儿的，里屋是东北的，东北同学的年纪最大。上海因为念书早，当时上海的考分高，上海所有地区统一考。我们去北京报到的时候坐一节列车，叫“新生北上团”，到清华去的每个箱子上都有一个红条，上面写着“新生北上团”。清华的学生会干部负责接我们，因为我们人很多，一节车里坐的全是招到清华的学生，当时上海考上去的人很多。南方当时教育水平比北京要高，北京考上的没两个人，全是江苏、四川、浙江这几个地方，都是全国各地很有名的。不像现在这个我不接受，现在这个都是不平等，外地考分都不一样。当时全国各地有很聪明的，我当时小，不大懂这个事情，我们考大学也是糊里糊涂就考上了，就是基础不错，在班上也不错，就是觉得反正总能考上，就是有这个自信能考上。

记者：

你们当时报志愿是自己报的？家长也没参与意见？

李冠兴：

当时我们自己报，家长没参与。他并不管我什么，但我是要学工科，我当时想离开上海，我不报上海，我想报到外地，这不是就报到外地了。我母亲不大同意我报外地，后来我弟弟高考时就不让报外地，就报到上海了。我弟弟就是报的上海科技大，他可以分到上海。我当时就是想离开上海出来。

记者：

您是家中的老大？

李冠兴：

老大。当时报工程物理系实际也没什么道理，我第一志愿就是报清华，我好像当时还填了个成都电信学院，就填了两个志愿，别的也没填啥，后来老师也说让我报考清华，当时我也很小，那咱就考。

记者：

当时北京也没有亲戚什么的，就自己一个过来的？

李冠兴：

独自一人过来的。当时运气还真不错，我这个通知来得也很早，我们几个同学报考交大的，他们的通知书都来得晚。当时去买丁字尺啦什么东西，当时进校都是要带丁字尺、圆规这些东西，在到北京读书之前我从来没一个人到过外地。

记者：

头一次出远门？

李冠兴：

头一次出远门。我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清华大学还是不错，派人去接站，行李都给你堆在一块儿，然后组织我们吃饭。我给你说个笑话，现在这个店还有，吃饺子嘛，饺子是羊肉馅。我不喜欢吃羊肉，咬了一口是羊肉，又不好意思扔掉，就看别人吃。当时的环境还是安定，没有心里怕的事情。我带了两个大箱子，因为当时说北京冷得很，被子都是6斤重的被子。

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刘积斌（左二）在二○二厂视察，李冠兴（左四）陪同

记者：

那会儿上大学还带被子？

李冠兴：

带被子呀，6斤重的被子。他们几个北京的同学说你们南方人不行，南方人盖的被子特别厚，但褥子薄啊。北方人的被褥不是那种弹的棉花，是絮的棉。我也不会絮，我就去买棉花。当时同学都很友好，我很小嘛，女同学就给我絮褥子，大家很照顾我。有从广州来的同学他们都没有棉被，被子很薄很薄。

记者：

您上学时候清华原来那个白石头的门在吧？

李冠兴：

在，那个门是“文化大革命”时候扒掉的，扒掉以后又重建的。我1956年进去的，所以还是很早啊。当时在清华听彭真的报告，钱伟长的报告我们也去听了，当时我记得钱伟长是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当时讲的是领导权的问题，钱伟长威信很高。

记者：

钱伟长当时是清华的教务长，校长那会儿是谁？

李冠兴：

校长是蒋南翔。还有一个刘冰是第一副校长。蒋南翔还算好点，是清华毕业的，刘冰说起来其实是“土八路”。张沛霖教授没在清华待过，李恒德教授当时在清华，他就是我后来的老师。当时清华招的研究生大都是本学校的人，外面的人也考不进来，一方面你肯定考不过本校学生，另一方面说穿了也不要你，实际上是有点指定的意思，当然也是考。好像我觉得也没考什么东西，因为我们都是学分最好的，是优秀学生，大概功课全是五分。但我体育不及格，我大一体育不及格，手榴弹扔不及格，我当时特别瘦，好像我第一年是补考体育。反正在班上学习是最好的，基本上把这个留在学校，另外是留校年龄小的，因为我年纪小。当时大家经济上还是比较紧张的，有的同学希望本科毕业后就参加工作，工作以后马上就拿钱了，研究生拿钱少，你还得念这么四年，当时约定就四年。清华读研究生学制是四年，是蒋南翔的意见，蒋南翔认为四年以后肯定是博士学位，他给我们讲话就是这样讲的。清华有一个三号楼，是个研究生楼，我们工程物理系在一层楼。三号楼全是研究生，那时招了很多研究生，蒋南翔讲话就说你们不要担心，到你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学位就下来了，因为当时他是高教部部长。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当然说了不算。所以我们内地都是四年，所以我从1956年到1962年毕业就在那边。研究方向当然是核材料，这是肯定的。

记者：

您学的就是核材料？

李冠兴：

对，我学的就是核材料。读研究生时研究方向这个就搞不准，什么叫搞不准呢，他老是调研，当时学校和工厂还不能结合起来，这个专业是保密的，当时学生都来不了这个厂，也进不了部里的其他厂。李恒德先生是金属原子能院六室的顾问，他跟李琳在一块儿工作，李琳就是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的女儿，当时的六室。

她跟张沛霖都是英国留学生，李琳在核材料方面名气很大，李恒德先生是接了那边的一个顾问，他知道六室就是李琳那个室搞材料，所以他有的情况了解，但是选方向、选搞什么东西课题教研组就拿不准。老师都拿不准。我们后来搞这个笑话很多，当时研究生选方向的时候，李先生就会跟你说，李先生有时候架子也很大，研究方向是什么，你就到图书馆里面自己查去，而且中文也没有的。

查完以后翻译外文，李恒德先生一般要求你给他写的报告只有四五页纸，不能长的，四五页纸中的内容包括很多，如你要研究的东西在世界上的状况、我国的条件、结合起来看我们能不能干、你是什么意见，把这些个东西写清楚，一般要调研两个月，要花两个月的时间。

记者：

李恒德教授不允许你写长报告，只能写四五页纸？

李冠兴：

写长了他不看的，那么你要写世界上情况怎么样，我现在要准备怎么做，你调研的具体条件怎么样，你觉得有没有条件，就是你自己的意见嘛。两个月以后我就把报告给他，给他以后，他也很忙，过了一段后他说，李冠兴，看来你要研究的方向条件不大成熟。他又说了一个方向，我又开始忙，大概我记得反复了四次。有一次我就不耐烦了，当时年轻，我就到他办公室找他，我说李先生到底现在什么东西最重要，这话的语调可能不大对，到现在我还记得语调不大对头，他一下就站起来了，他在里边转，他就跟我说李冠兴我告诉你，现在全国没有人知道究竟什么是一个最重要的研究方向。后来我回到我们的宿舍，我们宿舍6个人，同宿舍的同学施金康说你这也太冒失了。后来我研究方面定得很快，因为我已经知道以前定的方向有很多问题，所以后来我就决定选“铀的热循环”为研究方向。这个研究方向李先生并不是很赞成，李先生说李冠兴你先不要着急嘛，你再考虑考虑。头一年没多久，我是下了决心了，我说李先生我就选这个题。我当时说如果我做不出来我不毕业，我就肄业。研究方向老是变来变去，我就干不进去，当时也是因为年轻。李先生也是相当不错，李先生说，这样，你把你的方案都弄好以后，你拿着这个方案到教研组一个老师一个老师去请教，而且你要真心请教，你真心请教，老师都会帮助你，给你指出问题，你要不谦虚，人家就不会管你怎么弄了。我真是照这么做的，老师们也给提了很多意见，我们当时在教研组还整体讨论这个研究方向，最后同意。这个是模拟阿拉伯国家实验室的做法，那个题做起来也很困难，所以我就下了个决心。当时我还带两个本科生班的课，那一年是最累的，既做研究生又带学生，有半年多我就睡6个小时，因为我早上要去的。他问我要不要学生。那年是寒假前，没学生我就做不了，一个人干我干不成，得有人吧。但学生干了以后有个问题，学生半年以后是要毕业的，我必须在毕业前搞出来。如果说我这个任务不完成，耽误人家毕业了，就不光是我的问题了。当时两个组，十几人，张志峰是后来燃料局的局长，当时他是我带这个班的班长，我带他这个班，所以我还当过张志峰的老师呢。

读研究生时，我带的本科学生也找我，我有时不去研究生楼，睡得太晚了，因为晚上还得看资料，第二天早晨我就去得晚了。去晚了以后，有人就满楼叫我，所以我回来以后他们就跟我说，你不去不行，叫得满楼都知道你不在。那么我晚上还要看资料，因为刚刚起步，都是外文资料，第二天还得安排工作，在那边盯着，所以那段时间我特别瘦。到他们毕业，张志峰他们两个班都答辩完了以后，我就跟李先生说我要回家了。

记者：

两个本科班的学生都毕业之后您回了趟上海的家？

李冠兴：

我背着背包就到火车站回上海去了，我妈见了我以后吓坏了，当时我特别瘦，因为有半年时间基本都睡6个小时，睡不够。李先生也知道我特别累，所以等我的学生答辩完，答辩的时候你得在那边为答辩学生保驾的，答辩完我就跟李先生说我走了，我回家。他说你走吧。就是这么干的。

当时清华的方针是对资深教授也有点统战的思想，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人来代替，清华实际上有这个思想，也不是说不对，他也把年轻人培养起来了，因为清华当时有许多是从美国回来的教授，清华总是要培养自己的学生。

记者：

“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就是苏杰管厂里的事了，苏杰不是来搞“四清”没走吗？

李冠兴：

对，苏杰，后来就是军管会。实际上我到这个时候还干了一点活儿，还做了一点事情，后来好像我们就都离开了。

记者：

那您一来就分到二室？

李冠兴：

我一来就分到二室，张永禄是所长，杨桂增是书记。张永禄不错，大家对张永禄评价很高，他不但业务方面厉害，就是写政治报告也写不过他。张永禄还是很有才华的，二室建设时的点子主要都是他出的。

记者：

张永禄最早是北洋大学毕业的？

李冠兴：

对，他后来又留苏，钱三强特别看重他。他也不是副博士什么的，他的级别很高了，他来的时候是六级还是多少级了。二室是他创建起来的，二室到现在的布局虽然老一点，但是也很厉害。你看我们厂的布局，这个511的系统就是他的布局，后来他调到核工业九院去了，是四所所长，到四所他完全照模样搬过去的二室，他还是很有能耐。我们老一代还是很有能耐的，建厂的人还是很厉害，他没能耐他也建不起来，那时正是用人的时候。

我当时分配到二○二厂，也是我没毕业的时候，当年就去要我，我当时也不愿意在学校里待。当时的思想比较简单，觉得不要老在学校里待着，应该到工厂第一线去看看，到工厂里锻炼一段，到第一线去，老待在这个学校不行。

当时有人建议我留在学校，有一批人跟我很要好，说你别去二○二厂那个地方，你留在清华咱们还多个人，你别走了。

记者：

那您为什么要到二○二厂来？

李冠兴：

原来就定的，我当研究生的时候就定的，好像二○二厂去要过我。是通过部里要的，因为我没来之前我也不认识谁，来了以后有很多问题，“文革”中我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

当时的工人很好，我跟田志年就是那时候认识的，我就在王四代这个组，田志年也在王四代这个组。当时有三个姓王的，还有一个天津人，他们一帮人，抹灰的，那个人也是脑袋挺活的，好像王四代是班长。工人们特别好，工人还鼓励你。里边还有个什么老干部，我记不清这个人了，他说像你这样的学历以后会有用的，现在这都是暂时的。他水平很高啊，工人也是这样认为。

他们人很多，我当时也抽烟，他们就说，你要干不动你就歇下来抽抽烟，你是个读书人，不能像我们这样干。他们跟我讲，你挑担子不要弯腰。我最不行的是上汽车做装卸工的时候，踩上那个跳板，这个跳板是两根板子，我就不行，一站上去就一脚高一脚低，这人就晃。

后来我还跟这些工人们一起抬那个锅炉房用的盐包，每包200公斤。两人抬放在那儿，他们劲儿大的抬起来，告诉我你这个不能加速度，道理就是不要往下砸，要轻轻地往人家身上放，要等这个人的腰直起来以后。你一砸一加速度，下面人的腰也砸坏了，这些工人都会告诉你的，他们对人特别友好。

我跟这些工人都很要好的，他们会教你的，告诉你装卸的时候要躲开，就是你在上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往什么地方退，这盐包滚下来你就跑不掉，你不要自己砸在里头。他们告诉你要注意怎么站，怎么站位置。工人很实在，所以我在那个时期交了很多朋友，也学了很多。我后来开搅拌机，也是后来照顾我让我开的，这活要比其他体力活轻些。你看田志年师傅的手，右手比左手粗一圈，他老用右手压这个灰，到现在我都知道。我后来当厂长也知道，这个抹得好不好他要把沙子给压下去，把水泥给返上来，最后多压一道这个水泥就耐抹得多。硬的时候就要往下压，尽量把沙子往下压，把水泥返上来，这个压的时候特别费劲。他说年纪大了想干也干不成，没这把子劲儿就干不了了，抹灰有技术。后来有一批当年的建筑工人我都认识，老师傅他们是很有技术的。

比如抹灰，我记得很清楚，他们说李冠兴你看着，我们把这些灰一点不剩全部抹完而且一个也不掉，我们后来人都干不了。我也知道，我当厂长当总工我就知道，后来他们干不了这个，当时因为也不学习，这些人当年都很吃苦的，他才能干得了这个活。比如砌个五角星，因为他没有文化知识，画五角星怎么画是个口诀，这几个角怎么取点。当然你是搞数学的你可以画出来，这个他不教，你很难学的。这个徒弟老在那边他就不做，这个徒弟想看看怎么做他就不做，等这个徒弟去小便，一回来师傅就做好了，他们说我们学的时候这么困难，现在你们对老师傅这么不尊敬，谁教你们。他就这个道理，他就不教嘛。比如砌舞台，舞台上面有个圆弧，这个圆弧也是不好画的，这道圆弧怎么画你怎么把它砌起来。你怎么画这个圆，你怎么把这个圆画出来，当然数学上有办法，你可以作图去给弄出来。他们也有口诀，这个老师傅也很有意思，包括他们讲的瓦工。当年我听了好多这种故事，有的穿一身黑衣裤就去比，抹完灰衣裤上一点白的都没有，厉害得很。

工人总的来说是非常好的，他们不但不斗你，还都很尊重你，没人对你有什么歧视，这个没有，人家很看重你，教你怎么保护自己，少干点。其中有个老干部，那个人水平很高，他就跟我聊天，他开导我说，唉，现在让你劳动改造是一时的，长不了，他也很有信心。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当时记得，后来给忘了，这个人也是很不错的。我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就团结了一批人，这还是跟我在学校里有关系，我觉得整这些东西没啥意思，我就说不要整天打牌，我们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玩的时间，早晨拿本书看着，下午晚上再打牌。我还真是有号召力，早晨大家都开始看书，下午晚上打牌，有时也是玩个通宵嘛，那时候都是大学生，下围棋，当时我的人缘还是很好的。

记者：

您当时还做过关于石墨轻水堆那个白圈报告？

李冠兴：

哎，对，是我去到八一二做的报告。我原来不知道，本来他们要到四○四再过去，反应堆的事情，后来王翰飞都不去了，王春太是处长，他不去了，回来以后他们告诉我说，老李主要是因为你的政审不合格。还不是他们两位告诉我的，是下面的人告诉我的，就是我的政审没通过，不能去了。后来就是某产品最早的谈判，当时胡鸿基是总工程师，他们当时都说让我去，主谈是我，我是技术员，谈都是我。

记者：

白圈白点的产品以前都列为残次产品？

李冠兴：

对。当时因为做这个的时候前面已经有点问题，某产品开始都是我谈的，但是后来正做题目的时候就不让我去做了，这就叫控制使用，所以我当时还提出过控制使用就放我走，你控制我就在这儿没法干了。正因为某产品我干不了了，才会干白圈，就是当时做不下去嘛。当时是王滨昌的组长，真正的大组长是胡鸿基还是计秉贤，是包装这个工艺研究的组长，他们几个是头儿。当时隔离审查真的是也没多少事情，第一项工作我做的是拉伸，也是运气好，我做的时候第一个听我汇报的人就是张沛霖，就在二室的调度室，我不认识他。我讲完以后他就问我是哪儿的，从什么地方来，我就告诉他我是哪儿毕业的。他说哦，你是清华李恒德先生的研究生，你这工作很科班。他就把我记住了。真算是有缘，我后来每次做大报告张沛霖都听过，所以后来我被推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张沛霖出的力，张沛霖就说李冠兴够院士的水平了。张沛霖这个人很看得起我，其实我当时年龄很小。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做的第一个报告就是他听的，那个白圈的报告他也是在二○二厂这儿听的，听得他都高兴地站起来了。

张沛霖腿摔了拄着拐杖，我刚说了一半，他说李冠兴你慢点说。因为我没写好文章，我就制了个大表，平常我本子上写的一个东西没打印出来，我就讲，他说你把你说的话都写在黑板上。我就把它写在黑板上。因为头一点最重要，我就讲这个道理，讲完以后张沛霖就拄着拐杖站起来了。他说你看这都怪我，我一直想请冶研所的两个同志坐一坐，你看这个安排就慢了，李冠兴同志的这个报告讲完以后这不是很清楚吗。当时大家接受这个概念，就是白圈是成品从道理上接受，但是反应堆上还不买账，反应堆上说我们都听明白了。但是张总说我们还得回去请示，因为规矩很大。张总解释说我想请你们但是安排慢了，我一直想请你们仔细做这个工作，这个当时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忌讳，这个东西讲也没话说，也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我后来基本把石墨轻水堆的事情都做完了。

后来张沛霖来的时候常常叫我，跟我没关系都要叫我。有一次张总来了以后说把李冠兴给我叫来，这是后来他们告诉我的。我们元件生产没问题，但纠缠不清，堆上说他们堆有问题，那个说我们有问题，他就是开这么个形式的会。张沛霖就把我叫过去，其实这跟我没关系，我在二室，我也坐在旮旯，靠后坐。咱厂这边最大的领导好像是老安，反应堆就说你这个元件制造厂的元件有问题，我们这边老安汇报说我们工艺没问题，这就争了好久，最后张总就说李冠兴你说说这个怎么办。

采访李冠兴院士

记者：

让您表态？

李冠兴：

我说我不了解你这个具体情况，但是按照我在学校里学的，只要是生长就是一个结构，有结构就是你加工工艺造成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你只要长长肯定是你的结构，有结构才会长，没有结构它不会长的，这是基本道理，那就是工艺上有问题。这个一定是这样，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没啥好争的，一定是这个有问题。我这一说话呢就很糟糕，老安也不吭气了，整个会场就没人讲话。我自己也觉得，我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我不能和稀泥，不能纠缠没道理的事情，那我还得讲，我不愿丢了我自己的名声，我是一个技术员，我讲的事情要符合道理，不能没道理地讲。结果谁也吵不清楚，吵不下去了。张总说李冠兴你说说你的意见。我不知道张沛霖为什么非叫我说，轮到我说完教科书上的意见，教科书上我学的就这样，堆上也会有一定的问题，但主要根源是在这儿。讲完以后张总没吭气。谁站出来呢？朱桂生，朱桂生就说了李冠兴讲的是对的。她是老四车间的，当时她已经调科技处了，她原来是四车间主任，还当过头儿的，她在里边是技术员。她说李冠兴讲的是对的，你们现在这个东西根本没照原来的做。朱桂生也是权威，我们在国内搞这些东西，开始时都是根据朱桂生在苏联留学的报告和她的笔记搞的。她这么一棒子就坏了，她是权威，她说李冠兴的意见说得对，你们四车间根本没有按原来的工艺做，你就有问题。她这一放炮别人就没法说了，张总说李冠兴讲的是基本道理。张总还是看重我，干别的元件的时候他也叫我，他总问李冠兴在不，把他给我叫来。所以他还是很看得起我。

记者：

张总是哪儿的人？

李冠兴：

张总是山西人。他喜欢吃莜面，我们招待所关系和他特别好，他还带莜面，我们还给他送莜面。他在咱厂这儿待了大概有大半年，从山西往来08攻关他都是在这儿做的。

真正定的事情是张沛霖坐在这儿，张沛霖能把冶研所很多工人的名字都叫出来，技术员他都认识，不是认识我一个，他都叫得出来。他后来还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张沛霖定的，我们总工就相当于一个执行者，他自己并不掌握这个权力，他不来定这个事情。

1989年在北戴河开会，这个事情张沛霖印象深刻，大会报告小会报告都是我一个人讲，所以张沛霖最后要投我一票说我够当院士。

记者：

咱们争取压水堆项目可是费老劲了？

李冠兴：

是呀，当时就是为了争这个田湾嘛，科工委这边都挺支持，当时我们如果没这个反应堆，没有田湾，我们重水堆养不活自己，所以一定要争这个项目，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个时候可是费了劲了，我们为压水堆花了不少精力，动用了不少人力，那个稿子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写的，几个人讨论。

我给李定凡写的信，李定凡看了以后都掉眼泪。我们当时是真的动了感情的，不是说为了个人的私利来争这件事情，我们又没什么好怕的，这个本来就是争论嘛，我们没饭吃啊，所以当时闹得很不愉快，我最后也是保留意见。我说这也是我的权利，我保留意见就是这件事情我还要申诉，至于党组决定，我是党员我当然尊重你的决定，但是我不同意，第一不符合事实，第二我不同意。所以李定凡说你这个人就是特别固执特别犟，他的原话就是你死认真。

后来10个专家来厂里评分，看把项目给谁。专家给他们八一二80分。经过了解，他们做出一个判断，他们可以做这件事情，他们有能力办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应该放到这儿。专家跟我说，这个厂也是核工业的一个老基地、一个老点，历史上做出过很大贡献，这个点现在非常困难，但这个老点有很大的功劳，你不给他项目他怎么脱困翻身呢。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10个人一致意见的，但是到你这儿我们意见一致。我们从来不讲八一二的事情，我们不管，我们只讲我们自己，我们要生存，我们也完全有把握做这件事情，我们怎么会没有能力做这个核电元件呢，这观点肯定站不住。我有元件，我有重水堆，我怎么可能做不了压水堆，这没道理。

内蒙古自治区和包头市也非常支持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奇怪怎么不给我们，一点道理也没有，当时真的不能让，我们是要争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也是花了很大精力，将来过多少年都是可以放到展览馆去的，这原始的稿子都在，也很有意思，因为这是讲整个的历史。

记者：

您那会儿接触过刘允斌没有？

李冠兴：

我没有接触他，但是大家对他这个人反映好得很，非常平易近人。他当时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他是党委委员，又是刘少奇的儿子，但他非常平易近人，没架子，老百姓都这么说。

工人的文化水平没你高，没你念这么多书，那是两回事，他们在这个行当里干了很多年，有点缺点也没坏心，但是没人帮你就很困难。都不跟你说实话，你两眼一抹黑，光去发脾气不管用，你不了解情况，瞎出主意，发出主意还是错，人家第一线最清楚，人家告诉你毛病不是在这儿是在那儿呢，你就清楚多了。你瞎忙了半天说了半天，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有很多这种事情。他会糊弄你，他也聪明得很，你绝对不要以为群众笨，你任何的假心假意讲假话假客气，他都能感觉得到，就是说人家能够判断你说的话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你不要以为我讲的官话人家也会理解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他非常聪明，他可以感觉到你是真心真意对他好，还是假心假意对他。你不要到人家跟前去讲假话，你们都真心地待人了，他肯定真心待你，他知道你对他并没有恶意，就是批评他也没有恶意，他也知道，他心里都有数，他清楚得很。哪怕你不去讲很多长话，你去跟他们聊聊天，抽根烟，说点事情，他们就跟你讲真心话。

当然现在的队伍跟过去的队伍不大一样，现在的年轻人跟当时的工人也不大一样，现在的人文化水平高了，人的想法也不大一样，但是原则是一样的，他对你有信任你就好办，他对你没有信任你就难办。

记者：

现在很多年轻大学生实践经验少，不愿到车间去，就想提起来当干部。

李冠兴：

对于年轻人犯错误你一定要说他，好坏不分的领导绝对不行。我在调度会上就讲过，我绝不会支持捣乱的，我支持捣乱的就打击了积极工作的人，我一定保护积极工作的人，谁捣乱都不行，我要保护多数人的积极性。我跟你说实话，我们有时候就是保护不够，有的人工作很好，却得不到好处，他下次就不给你干了，这是领导的失误。要保护10%的人，10%的人是非常能干的人，很多企业家都说10%的人是最要紧的人，是骨干，你要经常想着给他们涨工资，还有10%的人要淘汰。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身边积极肯干的人稳定住，他要全力以赴地给你干这才行。其实道理非常简单，没什么学问。真为厂里卖命的人，你还是要关心他，你有好处就要想到他。

记者：

您当厂长那会儿，底下说科学家当厂长能行吗，他是搞学术的？

李冠兴：

不是说搞技术的都能当厂长，那是两回事。我没有坏心，所以他们说你这个人要上当，他们说你总认为这个好那个好没坏人。我说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坏的，我说我当厂长期间没有哪个处长没干活，我还真想不出来给我捣乱不好好干的。还真没有，怪得很，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还数不出来哪个处长和我过不去，哪一个干部跟我过不去，包括副手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副手不卖劲，真的卖劲。

我只看你工作好不好，你工作好，对二○二厂有好处，你就做了好事。

我就看这个人的活干好了没有，干得好不好。促进了我们的发展，我就认为他好，我不要听你说他一天到晚想什么，根本是捕风捉影。就像“文化大革命”那些东西，很伤人啊。看待一个人，你要去看他干好了没有，干好了也肯定要有一些议论，因为干好了也是要有人说他不好，要得罪人的嘛。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我也不听，我就看这个人客观上怎么样，这很好判断，干好了就是好。

记者：

厂长肯定不好当，是矛盾集中的焦点，肯定比当总工费脑子多了。

李冠兴：

因为你是第一把手，人家都看着你，而总工就可以躲。

当年叫我当厂长，我说我年纪这么大怎么当厂长，你再找个人。就这么，部里来的人他们就回去了，可后来就宣布我当厂长。李定凡也跟我讲过，他说当时提你的时候我都不大赞成，院士当厂长？院士当厂长没有过的呀，后来他说也没办法，当时他还在犹豫。

那时候很困难，你要想办法把职工动员起来，给他一个信心，要有一个变化，大家没信心你就干不成。所以这个报告讲话还是很重要，这个还是动了点脑筋，每次就我自己写写算了。不是我们秘书组不行，主要他不了解这个总体的概念。我们的文章是官话多，实际的内容不多，我呢实际上是想改变这个做法，不要废话。后来也要照顾方方面面。其实大家关心的可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你很多报告都是套话，但实质上可以短一点，老百姓听得时间长也听不进去什么了，也没用。

记者：

您作为中国核学会的理事长，到日本参加了日本原子力学会成立50年庆典并做了“中国大陆核电发展现状和前景展望”的主题演讲。

李冠兴：

我去接核学会的理事长，也算做到头了。中国核学会自1980年成立以来，从来还没有从工厂里出来的人当理事长的。中国核行业协会的副理事长也是我。中国核学会第一任理事长是王淦昌院士，他是著名科学家，“两弹”元勋。中国核学会提倡“两弹一星”精神，我们那天开大会我就讲“两弹一星”精神，因为是中国核学会最早提出的“两弹一星”精神，王淦昌就是“两弹一星”的功勋。第一、二届时，朱光亚、赵忠尧、彭仕禄、李觉他们都是副理事长。

后来由于年龄的关系下去了。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不是搞物理的，我是搞材料的，第一个是搞工程的，也不是搞物理的。潘传红秘书长是西南物理研究院的院长，他搞聚变，我们俩都在西部，我开玩笑说西部来领导你们东部，我们大家都挺好。现在我做的事不完全是元件，我等于转型了。（田炳信/刘建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