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歌善舞的崔主席——原厂工会主席崔文利访谈

2019-09-29 14:48     编辑:李斌

人物简介

崔文利:1942年出生,河北省保定市人。1956—1958年,在保定四中读书。1958年招工来厂。曾任三车间工人,政治部、党委办秘书,三车间党总支副书记,二○二厂副厂长,二○二厂工会主席等职。

二○二厂初创时期,职工的物质生活是相当的艰苦,但精神生活是相当充实的。尽管那时还没有电视,就连电影也很少放映,正规的文艺演出更是难得一见,但因为有一支职工业余文艺队伍常年活跃在这里,他们自编自演,活动有声有色,给艰苦的岁月平添了许多欢乐。在这些创造欢乐的使者中,有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他能歌善舞,好口才,热心肠,他是这支队伍的业务骨干,也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他就是崔文利。

见过崔文利的都说他相貌气质酷似歌坛明星郁钧剑。他极具文艺天赋,歌喉洪亮,音域宽厚,道白清楚。50多年前观看过由他主演的《八一风暴》的老师傅们至今仍记忆犹新。50多岁的他带队慰问部队官兵,一曲《小白杨》博得全场掌声雷动,热泪盈眶。

寒暑轮回,岁月如流,当年英俊潇洒的小崔早已是鬓发花白的老崔,但是,他的歌声依然优美,言谈依然动听。

记者:

这回采访就是想各个方面的人都找一点,如果这个历史不做一点留存,将来这个二○二厂是怎么走过来的,有哪些细节,有哪些生动感人的事情,恐怕后人就一无所知了。

崔文利:

这个细节吧,我不知道怎么讲才能满足你们的素材需要,要说细节,我可能比你们知道得多,但是哪些该谈,你们真正需要写点什么东西,你们直说。我考虑考虑,我打好腹稿以后会满意地告诉你们。

记者:

那个宣传队是你们搞起来的吧?1964年开始?

崔文利:

宣传队我可以详细地给你讲,你单另作为一个专题来讲,可以从我来厂以后给你讲到退下来。可以说我参与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了解很多情况,我可以给你讲。

崔文利(左)接受采访

记者:

一来就有宣传队?没有吧,是不是1963年、1964年才开始?郑金凤,你们一起组织起来的?叫职工文工团?职工业余文工团?

崔文利:

我想想。咱们俱乐部是1962还是1963年建起来的,过去在它的前边呢,都在大食堂。我是1959年10月份回来的,反正逢年过节那里都要演出各单位的节目,这些节目,自编自演的很少,大部分都是演人家的作品。比如唱歌啦都是咱们公开发行的这些歌曲,演剧啊都是公开发行的剧本,真正咱们自己编写的东西那时候真还没有。像小的对口快板啦这些小节目都是咱们自编自演的,这当中像这个三句半啦、群口快板啦、什么大实话呀、什么单口相声啦都是这些东西。后来建了俱乐部以后,噢,在大食堂也演过大节目,《八一风暴》这个大话剧就是在大食堂的小舞台演的。

记者:

大食堂靠东边那是个舞台,是吧?

崔文利:

靠东头,靠塑像那边是个舞台,后来你们来舞台都拆了,拆了变成洗碗池子了。厂里文艺活动那时候我还算个积极分子吧,算个骨干吧。

记者:

李海河也参加过演出是吧?

崔文利:

他在设计处演过对唱,演过小合唱,演过表演唱。那时候厂里没组织过大合唱,话剧没有他,演歌舞没有他,他就在设计处,单位小节目,他是骨干。我怎么对他记忆非常深刻呢?那时候每个单位吧,都是文体委员管这些事,我是文体委员,各个单位每次排节目,因为它要进行比赛,要进行评比,每个单位在排练过程中都互相偷一些情况,看看对方在演什么,自己该怎么做,怎么来争取胜利。同时也是善意地互相在交流,不像现在这些竞争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都是商业机密,具有商业价值,告了以后就是失泄密。那个时候大家都互相帮助,对方假如有困难都愿意提供帮助,但是要想取胜就都想有所保留,善意地保留吧。

记者:

有一年去他那儿,他拿出一些照片,照得不太清楚,围着个白毛巾,他说这是在大食堂还是俱乐部,就这个剧照。

崔文利:

是《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对唱。

记者:

不太清楚,他说是他演的。

崔文利:

他一个,还有一个女的。他的声音很憨厚、很低沉,女方的声音不行,他俩这个节目声音整个不合套。李海河这个嗓子啊,他就会那么一种很憨厚地那么唱出来。这个表演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人得互相配合,如果你这个属于比较高,我这个属于比较低,要想使咱们节目搭配成功,要想使节目和谐,你就委屈一点,你有能力变你就随着我变。给我的印象他变不了。而且他表演起来也很笨,他不会表演,但是他嗓子基础很好,给我的感觉是这么个感觉。那时候我们要一弄啊,反正都是小节目,都比较活跃。这个小合唱,一排死死板板的小合唱,看到别的单位都是这样,我们利用一个晚上两个晚上的排练加工,就把它变成一个很活跃的表演唱,一下就取上一等奖。他们就不怎么变,但是他演得还是挺好的。他声音真好听,很厚实,他那种共鸣音吧,就是喉音的共鸣比较有穿透力,很浑厚,不像有的人发出来的音很单薄,那么难听。他的声音好听,不错的,他不错。

那时候叫活跃职工生活,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也算是在政治工作上、在业余生活上给大伙一个帮助吧。因为厂里有这个要求,要求各单位都要配合,都要出节目,活跃节日生活气氛。那时候确实是太枯燥了,没电视,电影也很少,我们除了一天听广播以外,有时看场电影,其他就没什么活动。所以那时候厂里体育比赛呀,尽管没什么大型的很专业的,但是职工自娱自乐,当时确实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对振奋大家的精神、鼓舞大家的情绪,应该说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记得《八一风暴》上演的时候,全厂演了好几场啊,每个职工都看。大家都静静地在那儿坐着看,那么认真地看,很感人的,反映出大家对生活的一种渴望吧。反正各个单位演节目,南来的北往的从全国各地来的,自己有点才华的,大家都愿意做出奉献,献给咱们厂的职工家属,活跃活跃生活。各单位都很重视,领导也很重视,职工也愿意参与。那时候办舞会很少,有舞会,但舞会很少。招待所小餐厅,过去只是那么一个小餐厅,就在那办过舞会,一般不办舞会。所以人们没地方去玩儿,你说工作那么艰苦,到市里去吧又很远,有自行车的能有几人,都是走着去。厂里没通勤车,你说上哪去。反正就感到生活特别单调,就是那么种情况。咱们厂好多孩子单调到什么程度,好多孩子没坐过火车,好多孩子没坐过汽车。最后招的职工多了,厂里才有了往市里开的通勤车。当时确实很艰苦的,条件有限。

记者:

后来不是有一个厂职工业余文工团,就是抽尖子组成的。

崔文利:

有。后来厂里成立了文工团,当时团长给我的印象是郑金凤,因为一开始她是发起人。张诚很重视这个工作,领导很重视,郑金凤也很热心。当时郑金凤担任团长,下边又分成若干队,我一开始参加的话剧队,后来叫话剧团,还给我任命了那么个小头头。那个时候各个团队、各个组都在分头活动,过年过节给大家分头演些节目。

记者:

郑金凤她演得挺好吧?

崔文利:

她从来没上过台,她就是组织者,但是她在厂里的这个位置是没人可替代的。因为她是厂长夫人,大家都尊重她,而且这个人也很谦虚,也很和善,跟大家相处挺友好,她也挺热心,她组织能力也是挺强的。那时候在她下边设了很多组,吸引了很多骨干,搞什么都是各方面的骨干来组织,都是业余的,大家都是为了厂里的文明建设做一点贡献,再加上自己爱好。一要爱好,二要有一定的水准、有一定的技能,第三组织能力要强,选这样的人来当组织者。在她的组织下,开展的活动都挺不错的,厂管弦乐队那时候都组织起来了,这些老同志在这方面都挺不错的,就是把这方面有爱好的同志组织起来,经常性地进行业余排练。作为一个企业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那时候是厂里组织的,领导授意搞起来的,大家都是愿意参加。一些活动都是有人有地点,自己有设备,几方面都进行了保证。而且这些骨干呢,他还有一定的待遇,就是一个月给你一到两张电影票,那也很难得呀,到时候就发给你,让你好有积极性来办这些事。再一个就是有一定的业余补助费,这一个很重要。虽然是几毛钱,但是第一表达了领导的心意,第二这是付出的辛苦,第三你还得出成果啊,你要为厂里做贡献哪。再一个发展就是1963年俱乐部竣工。1963年10月1日举行了第一次文艺会演,那次文艺会演全厂很重视,节目都演若干场呢,职工家属大人小孩都要看哪,因为外边的看不上,自己人演节目,大家都特别感兴趣。再后来的发展那就是随着咱们厂的职工不断地增加,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比如说1962年从上海就来过一批高中毕业生,这是刘允斌给整来的。从1963年、1964年开始,厂里又新进了一批徒工,从呼包二市招的,像庞信强他们就是那时候招来的。自他们招进来以后,厂里在文化体育活动上又活跃了很多,可以说参加的人更多了,档次更高了。为什么呢?你比如说足球队,刘安运他们这一批人都经过包头市业余体校的训练,足球那时候在包头市都是能打响的。像庞信强在扬琴上的水平能参加内蒙古歌舞团,当那儿的琴师病了以后,还请庞信强去给伴奏,去当琴师,上北京去演出。反正是从1958年建厂,那时人很少,1959年人也不多,逐渐扩大,逐渐地有新鲜血液进来。像徒工进来,军工进来,高中生进来,呼包二市的徒工再进来,后来又从海拉尔、赤峰招工,又进了军工,不断地进人,不断地流动,这样,咱们厂这方面的力量不断地在壮大,所以就把正式的歌舞团成立起来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呢,这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分解成了什么京剧团、歌舞团,很专业的划分了。那时候咱们厂为什么成立京剧团呢,当时样板戏出来了,正规的剧团来不了,那几个样板片看一次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咱们当时就下决心自己排样板戏。咱们排了好几个样板戏,就是这么弄起来的。

记者:

就是全本啊。

崔文利:

全本,第一个排的是《沙家浜》。

记者:

郭建光是谁演的?

崔文利:

郭建光是赵永福演的。他原来是包头市业余京剧团的团员,唱老生的,他嗓子不行,演戏参与得多了。他有个拉弦的师傅在东河二宫,叫安永海,他提名请安永海来咱们厂,赵永福亲自组织。我是后来去的,后来京剧团长让我来当。为了巩固这个京剧团,把我调那儿去担任团长。一开始不是我操办的,后来因为缺角色,缺一个演员,就让我来试试。安永海老师在那儿挑演员,我说我不行,我从来没唱过京剧,你要让我唱歌可以,演歌舞演话剧我肯定没问题,但是演京剧我不行。人家教完以后非要叫我来唱一唱,我这一唱,老师看上了,说就是他。他说我道白特别清楚,味道浓,而且身上有戏,唱腔也很好,他说就是他,我这么才被弄来。我一开始啥也不是,我都不会,都是那些先来的老同志教我,我都是跟着他们学。随着演出的需要,我做组织工作,就帮助做这些工作。你要真正让我唱京剧,我不行,什么文的武的,我从来没演过大京剧,咱们干这个是外行,不行。

记者:

哎呀,这排戏也费劲了,尤其是全本的剧。

崔文利:

全本的剧,你比如说《沙家浜》的排练,《红灯记》的排练,还有《智取威虎山》。

记者:

都排了?

崔文利:

都排了。我来了以后,时间不长,就让我负责这个事了。那时候领导也敢压担子,那真不得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是机关干部,我是办公室的秘书。那时候一是爱好,另一方面,文艺积极分子过去都在一起搞了若干年,他们都说老崔你来吧,来帮忙,我说我再不来了,再不出头露面。后来这些朋友们说老崔你来吧,帮帮忙行不行,说到这个程度了,我说那就来吧。来了以后,我一看这种情况,一盘散沙。没有做政治工作的,这个领导能力确实有点弱,大家一塌糊涂。最后,咱们这儿管事的几个老同志说你年轻,又年富力强,又是机关干部,我们相信你当这个领导干部比他们任何人都强。我说不行,我可干不了,要说咱们几个弟兄一块玩一玩可以,这要出什么错我能受得了吗?他们说你别怕,我们都支持你。我说好吧,不过咱们说好啊,如果有一天我不想干了抬腿就走,你们别骂我。他们说行。然后就开了几个会,成立5人核心小组,谁干什么谁负责什么,在全团进行分工。凡参加这个团的,一要爱好,二要热心,第三要有责任心,第四在这儿帮助,不要抹黑。不能给这个京剧团脸上擦黑,在这个地方搞出什么事都不允许,有什么困难就说出来,确实有什么困难大家都可以理解,大家都可以原谅,但是不能挑拨是非,不能闹事,不能搞男女关系,不能让群众戳着脊梁骨骂咱们,破坏咱们的名声。我跟大家讲了这个问题,我说大家能不能做到,我说我没别的,你既然推举我当这个领导,我就把这些话给大家说明白,大家共勉,共同遵守。从今以后,一说开会,咱们就像开会的样子,说排戏,咱们就绝对像个排戏的样子,你不能在这儿磨磨蹭蹭,咱们大家都耽误不起,要共同维护整个团的威信,维护整个团的声誉,不能出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咱们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就奔着这么个信念一起为厂里做贡献。分了若干组,文场、武场、演员组、后勤组,后勤组又分道剧组、化妆组,一套程序不容易呢,一个团六七十号人呢。下来以后也各有分工,每天的进度什么的,比如两个月我要进行到什么程度,三个月必须要出来。领导这儿要编排计划,找大家开会,通过了以后哪天执行,哪天干什么,都是死的。那非常辛苦的。一到演出的时候,那几天特别紧张,一直到试演,领导审查节目,请一部分领导、请一部分观众来审查节目,节目审查完了,大家一片掌声,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排出这么大的戏,而且演得相当不错。大家觉得还行,我们就没白下功夫,这样演员也觉得不错,就尽量地弄吧。那可认真呢,布景组画道具画布景,整个布置得和大剧团没多少区别。

记者:

很专业的。

崔文利:

很专业的。大家都特别认真,特别仔细。跟人家专业的没法比,水平也差得太远,但是咱们就是这个业余水平,每个人都要尽力把这个完成好,大家都是尽心尽力的。从中我也受到了很多教育,大家确实都愿意为咱们厂的业余文化生活、文明建设做点贡献,没有任何待遇可以说。

记者:

在包头市调演也取得过好名次吧?

崔文利:

还不错。过去包头市很重视咱们厂的。

记者:

文体都行,长跑。

崔文利:

体育工作上,文化工作上,咱们厂在包头市、在内蒙古自治区,虽然跟一机、二机、包钢是平级的,咱们的实力比不过人家,但是咱们在组织的效果上,在职工出去的面貌和表现上,我觉得并不比他们差,应该说都差不多,相互之间各有输赢。比如说篮球咱们打不过人家,但足球咱们踢得过他们,排球打不过人家,乒乓球打不过人家,这些咱们跟人家差距比较大。但是就文艺演出这方面,比如说合唱、舞蹈,咱们的舞蹈比他们还是领先的。咱们厂在文艺工作方面,声乐上差一些,男女声乐上都比一机、二机、包钢差一些,戏剧上咱们不次于他们。而且这几个企业相互之间都互有交流,咱们当时演《沙家浜》,演阿庆嫂的演员病了,咱们从包钢请了个女演员,后来再演《沙家浜》的时候就请了一位阿庆嫂来。

记者:

也没闹个AB角,郭建光两个,阿庆嫂两个,预备一个病了或者有事时可以替换。

崔文利:

都是两个,所有演员都是两个,历来都是这样。

记者:

那《智取威虎山》也排过?杨子荣是谁演的?

崔文利:

排过。咱们赵师傅算一个,另外一个是贾彦增,两个人分着,今天你上,明天可能就他上,AB角就这样运用了。在我的管理当中,我就觉得他们都是A角,虽然是AB角两个演员,但演出的时候都是A角,随时准备登场。排练的时候大家都特别认真。

记者:

很有意思的一段生活,是吧?

崔文利:

紧张,非常紧张。那时候的业余时间可以说全部都放在这上面了,排起来挺不容易的。比如一场歌舞,为参加会演,要抽调一个月到两个月,全厂抽人,抽上三四十个人组成一个队。在一个队当中要准备两三个小时的节目,为职工演出,为兄弟单位巡回演出,其中很多节目都是自编自创的。这里头就分了好几个组了,有创作组,像过去的马松林,还有好多人,写文字、编写相声、编写小剧。还有作曲的,以庞信强为代表,什么于兴荣,好多人是作曲组的、文字组的。运动会年年开,单项比赛月月在搞,没有一个月停下来的,每一个节日没有不演出的,都是自编自导的。我们排过一个反映搞战备挖地道的小戏,李怀玉演的,第一男主角是李怀玉,第一女主角是徐建,当时学校的音乐老师。就是表现家里就这么一把铁锹,两人为了做贡献,都抢这把铁锹。头一天和老头商量好她要去挖地道,第二天老头早早起了床,拿着铁锹就上工地了,老婆醒来以后就想,这个死老头子哪去了,这个铁锹哪去了,准是这个死老头子拿着铁锹偷偷跑了,我得追他,我这个女子也应该为战备多做点贡献,就你们男人做贡献了?她就追。就是追和躲当中在路上发生的故事。写剧作词者樊顺,四车间的樊顺,编曲庞信强,按照内蒙古二人台的台子曲编的,演出非常成功。当时给咱们的职工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那简直笑成一片。李怀玉和徐建两人演得特别好,在包头市,企业的演出队能达到如此水平,给我印象很深,到包钢去演出,整个剧场人山人海,连过道都是人,掌声不断,都下不了台。

记者:

有跟咱们创业有关的剧吗?

崔文利:

搞过一个跟创业有关的,跟培养年轻人有关的话剧。剧本好几个人写的,其中有刘志宽。刘志宽原来在厂办当秘书,也是张诚的秘书之一了,他是个文艺爱好者。厂里还有几个老人,一是喜欢话剧,第二原来演过话剧,第三在话剧方面确实挺有分量的那么几个人,像陈国必、赵君仓那么几个人。这个剧叫《前辈》,它描写了年轻的一代敢想敢闯敢干,在技术革新当中崭露头角。年轻人做了一个齿轮,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革新,但是他要做成以后就能超过他的师傅了,影响比较大。他的师傅有点保守、有点守旧,看这个年轻人这么突飞猛进地成长,有些地方一下子接受不了,就形成了一个障碍,这个剧就是反映在这个新与旧的斗争当中怎么来扶植这个年轻人成长。为了使年轻人更快地成长,很快地成为技术骨干,后来在党的帮助下,在组织的帮助下,在全厂的共同努力下,那时候不是搞什么土洋结合,专家群众领导三结合吗,最后搞成了。就是不断地做老一辈的思想工作,从而转变他们的思想去支持年轻人搞革新,最后搞成了。就是这么一个剧,叫《前辈》。

记者:

这个是咱们自己创作的?

崔文利:

完全是自己创作的,在包头市进行了演出,在一宫演出。它是独幕剧。

记者:

在一宫演,就是给包头市的人看。

崔文利:

演出当时反响很好。我演的这个年轻人,后来这个年轻人提成厂长。那时候我年轻,才二十几岁。当时我和刘志宽住一个宿舍,就研究怎么演好这个主人公,去琢磨这些台词,慢慢地去消化。当时厂里非常重视,非常支持。建厂初期,大伙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地方,生活确实是很艰苦,从全国各地来的人都有这个感受。那时候风特别多,风沙很大,像六七级大风在我印象中是经常在刮。冬天冷得简直受不了,我们的脚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包括手上、脸上都是。第一,当时确实比较冷;第二,生活条件比较差。这个差表现在多方面,一个是供应不足,二是咱们自己没钱,即使想改善个条件,肚子里没油水,自己本身的抗寒能力就不行。衣服都买不起,穿得非常单薄,也非常破旧,那种条件下,冬天的严寒非常难抗。

记者:

饥寒交迫,吃不饱就冷。

崔文利:

真是饥寒交迫啊。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这确实是真的。但是国家需要,这个地方又非常保密,一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就知道自己要把一生交代给这个地方,奋斗一辈子。当时国家要求非常严格的,为国争光、为国争气,那是当时喊的口号,人人脑子里全是那个为国争光。当时那个价值观,当时思想那个单纯劲儿,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对咱们事业的热爱,为建设国防发愤图强的决心,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大家都是这个思想,心怀没二意。

记者:

据说那会儿招的都是学习上的尖子,并且都是学生干部。

崔文利:

从全国各地来的工程技术人员是招之即来,而且是需要的才让你来,需要什么人就从全国各地抽调。那时候毛主席说原子弹要有,哎呀,这句话不简单,这句话分量十分重,说一句话容易,但是要完成它得靠举国之力呀。不惜一切代价从各条战线调人,国家花费那么大的资本去培养人,建立科研机构,疏通各方面渠道,方方面面去搞科研攻关,真是不容易。

记者:

崔主席当时是上初三吧?

崔文利:

我是初三来的。

记者:

学生里挑的都是班干部、学习尖子。

崔文利:

也不全是班干部。反正挑的应该是学习成绩比较好,遵纪守法,在校表现比较好,品德优良,身体健康。还有一条就是家庭、社会关系历史清楚,而且还没海外关系。要求非常严格的。

记者:

当时招的时候就是以一二机部的名义,牛树棠去的?

崔文利:

牛树棠,还有一个邹贵珍,他们两个去的保定。在我印象当中,人家工作还是很负责的,讲的话也不是很多。因为找我们的时候不是他们俩直接找,都是学校找我们谈。第一个找我谈话的是班主任,谈话非常简单,就说校长找你有事,请你到校长办公室去一趟。因为校长办公室我从来没有登过,从来也没被校长找过,当时心里七上八下,我又犯啥错误了,我是不是又惹事了?但当时心里又说我没惹过什么事,我从来不调皮捣蛋,不做什么越轨的事,我说这是怎么了?一到那儿以后校长就把这个意图交代了,说国家在招人,保送你们上大学,到北京去上学,毕业以后重新分配。将来干什么,毕业以后就是在国防尖端事业工作,性质是保密的。其他的就不跟你说了,你也别问。相信党,相信国家,相信领导,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个分量很重。我当时16岁,一听这个脑子就发蒙,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学校告诉我,你现在就回家,跟你父母商量一下,征求一下老人的意见,看看你能不能去,要去你就来报告学校。就这么简单。

记者:

校长介绍得不实事求是。

崔文利:

但是这个话是不是牛树棠说的,咱们不能讲。这完了以后是谁接见呢,是地委书记,姓梁,保定地委梁书记接见。

记者:

级别相当高了。

崔文利:

级别相当高啊,地委书记讲话。地委书记讲话的意思基本上和校长差不多,领导非常高兴地说你们好好表现吧。自己从来没怀疑过,从来没有,所以这个话我没听老牛亲自讲过,我是听我们校长讲的。校长姓郝,叫郝志新,和蔼可亲一个老头,也是白发苍苍,年龄很大,很有学问的一个老校长。

记者:

您来前在四中?

崔文利:

保定四中。我们是学校第一期住校生。那时候就这样,坐上火车就来了。到了北京以后在北京前门车站待了几个小时,就没离地方,然后就发配到沈阳实习。在沈阳又把我们分到了抚顺,抚顺三○一厂,那时候叫19号信箱,也是咱们国家一个保密企业,那时候生产镁、铝的,搞飞机行业的,一个大铝厂,生产镁,那镁也是保密的。我在那儿待了4个月。

记者:

那儿污染挺厉害,就是呛。

崔文利:

那儿污染太严重了,企业污染非常严重,厂房墙壁都是黄的。当时镁是非常保密的,后来咱们建设镁厂也是到那儿去了解好多情况,找东北设计院搞的。

记者:

当时老师挑的时候,也是看学习好的愿意不愿意去。

崔文利:

老师具体怎么挑的,也没具体跟我们说过,但是老师挑的这一些人综合评价一下,就是学习成绩比较好,再一个就是在品德方面比较好,第三个就是身体健康,第四就是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清楚。这些人能吃苦,在学校、老师的眼里确实是不错的。

记者:

那你们四中来了几个?

崔文利:

当时从我们保定市一中到五中这五所中学,每所学校挑了10名学生,保定市共来了50名。

记者:

那会儿没分什么重点不重点吧?

崔文利:

那时候没有。我们那时候上学还注重全面发展,老师非常负责任,师资非常好,所以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学校的数学老师、各科老师非常优秀,包括小副科的老师,我们的音乐老师叫孙云山,声乐非常好,现在我都非常怀念他。老师非常难得,体育老师也非常难得,都觉得那些老师非常有才,数学、语文各科都讲得非常好。学校管理当时也是非常严的。

记者:

那你们到沈阳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是来包头了吧?

崔文利:

不知道。

记者:

也不知道?还以为是回北京?

崔文利:

对,还以为是回北京。不知道这个大学怎么上,我还以为是先实习然后再上大学呢。那时候小孩,啥也不知道,一天就在那儿实习,跟着师傅干,人家让干啥咱们就干啥。在抚顺待了4个月,完了又到沈阳待了8个月,待了整整一个年头,然后回厂来。临回来的时候才知道要来包头,噢,这就要参加工作了。我还问人家,这大学什么时候上啊?我一直想上大学,就一直没有上成。后来来到这儿一看,这么荒凉,要从这个环境本身来讲,是感到有点受不了,但是搞这个事业,身负重任,又感觉这么光荣。就没有去想别的,再苦再累心也甜,就是这种感觉。

记者:

从沈阳回来的路上,过了北京,再过了张家口,再往西走,越走越荒凉。

崔文利:

也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包头市是什么概念,我们未来的工厂是个什么概念,一切都不清楚,这一路从来没走过。第一次坐火车就是从保定到北京,去了沈阳去了抚顺,这是坐火车走的。等回来到了北京,又一路到包头,那是第二次坐火车。往这边走,从来没见过内蒙古,这个包头在中国地理位置上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一点不清楚,一直走到这儿还晕头转向。那时候北京是前门火车站,包头是东站,车站非常非常小,特别不起眼,就是那么个小地方。当时北京火车站也不起眼,前门火车站也是不起眼的。

记者:

那时小平房开始盖了吧?

崔文利:

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开始盖楼房了,小平房有了,六七栋楼也开始盖了。我们来的时候住在过去卖百货的那个商店,大平房,有照相馆的那栋平房是我们的落脚之地。晚上睡通铺,都睡在那个里头,住了一段时间。六七栋这样的房子盖起来了,我们就搬过去住了。我们住的那个大平房,对面就是大食堂。工人村都没有商店,什么都没有。

记者:

刚来的时候吃得还行?

崔文利:

相对来说能吃饱饭,但是基本上都是粗粮。从1960年的夏天到秋天,突然变成缺粮了,就再也吃不饱了,以后连续几年都吃不饱了。那时候主要是小米饭、窝窝头、馒头,大米饭太少太少了。

记者:

一来就分配?是先挖沟?基建?

崔文利:

来了以后就是挖土方,几乎天天挖土方。要不就是卸木头、卸火车、卸材料、卸煤,就是这些活。

记者:

那时候挣多少钱?18块钱?

崔文利:

对,18块钱。你要说生活好不好,这怎么说生活好不好呢。那时候我们很少买菜,5分钱一个菜都买不起,生活非常艰苦。因为什么原因艰苦,当时一个人才18块钱,自己还想省点儿钱给父母寄回去,还想买件衣裳,你想一个月还能有几块钱的吃饭钱。那会儿物价比较便宜,馒头2分钱一个,2两一个馒头。所以低微的收入与低廉的价格相匹配,要不的话怎么度过。当时蔬菜也特别便宜。

记者:

你那会儿一分配就分到三车间?

崔文利:

反正我被分到三车间了,同时分到三车间的还有一些同志。那时候主要分到一车间、二车间、三车间这几个单位。因为实习的工种要和车间的工种对起号来,我想应该是这个道理。

记者:

不是说分到三车间的各个方面都是比较拔尖的?

崔文利:

因为当时我们本身是徒工,不知道领导究竟什么意图,根据什么原因进行分配的。反正是到了三车间以后,领导讲话的口中是这么说的,说哪个车间是先挑的,挑完以后怎么怎么的。我觉得那是领导定的,作为我们来讲要服从分配,让去哪儿就去哪儿,服从工作的召唤。

记者:

后来说三车间那条线密级也好,重要性也好,都比较高。

崔文利:

密级比较高,它属于绝密。它要求文化素质要高一点,当时整个在国际上是一流水平,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工程封闭型运行的路程比较长,管理上要求特别严格。它不是单体设备操作的,再加上产品比较金贵。当时我并不了解其他单位是什么样子,因为那时候保密制度规定你在哪儿,干什么,就只知道什么,其他的没必要知道,所以咱们也不多问。

记者:

那时候主任是王世明、蒋述善。

崔文利:

三车间的主任是王世明,三车间的总工程师是蒋述善。

记者:

这两个人还在不?

崔文利:

王世明肯定在。王世明回老家了,他老家是江苏的,我这儿有他的电话,2008年搞厂庆的时候还请过他。王世明在咱们这儿是三车间的主任,然后从咱们这儿又走了,调到八一二。在八一二仍然搞这一摊儿,后来做了八一二的厂长,退休以后回到了他的老家。

记者:

他不是大学生,是高中生,这个人非常有水平。

崔文利:

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些老领导都是很有水平的。王世明这个人事业心非常强,对工作要求是很严格的,严于律己,对职工比较有亲和力,是很不错的一个干部。蒋述善为人十分谦和,有知识,从来不和人发脾气,无论他有多大的道理,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总是谦和地对人讲话,显得这个人很有修养。

记者:

蒋述善是大学生?他是北方人?

崔文利:

蒋述善是大学生,他是南方人。

记者:

刘允斌还当过一段三车间的副主任?

崔文利:

是,当过。

记者:

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刘少奇的儿子?

崔文利:

知道。直到今天,我都感觉这个人死得太可惜了。在这个地方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这个太可惜了,这对二○二厂来说是一大损失,对核工业来讲也是一大损失,我觉得对咱们国家也是一大损失。这个人很有才,无论在工作技术上,还是在生活上,是一个很不错的知识分子。他有一颗爱国心,想为国家效力,为国家争光。他要把工作干好,把事业干好,把大家团结好、带领好,应该说方方面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真好,非常值得怀念。

记者:

刘允斌说话也是慢慢的,很有教养的?

崔文利:

用教养这个词还不能完全说明他的为人,我觉得这个人很有知识,很有政策水平,而且这个人心胸很豁达,从作风上、言语上给人的感觉确实像一位领导,像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心怀祖国,为国家效力,团结群众,帮助群众,能够和大家一起把这个事业搞好。他要不死,他会对二○二厂贡献更大,对核工业贡献更大。

记者:

你们当年业余生活干点啥,打打扑克?

崔文利:

没有,那时候很少打扑克牌。我们刚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建厂初期,厂里要求很严格,主要表现在厂里基建任务比较繁重,经常传达国家的、二机部领导的有关对咱们工程进度方面的要求。领导经常在全厂开职工大会,哪个工号什么时间完成,哪些科研任务必须在什么时候完成,忙乎的都是这些。上下一起,打起仗来那叫同仇敌忾,搞起工作来大家也是万众一心。全厂上下,无论从领导还是从工程技术人员,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尽快把二○二厂搞上去,尽快把原子弹放响,完成这个任务。要说业余时间玩不玩扑克牌,偶尔玩一下,但是成宿成宿地玩我从来没见过。业余时间厂里办了业校,叫红专大学,把职工组织起来,办了各种层次的文化班,让适合的工人来上。比方说我们就在两三年内把高中课程全部自学完成了,甚至把大学一年级的一部分课程也自学完成了。没有经过考试,我们都是自学的,业余时间经常不断地学,感到有一种使命感、一种压力,就是国家需要、事业需要、工作需要,需要你去学习,不学习你就适应不了这个工作,你就完不成交给你的任务。那时候没有电视,最多就听听广播、听听新闻,重要的广播听一听,其他时间就是在灯下读书。读书的信念也很清楚,就是为了事业的需要,抓紧时间学习。

厂公园一角

记者:

咱们厂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没组织什么游行啊庆祝活动?

崔文利:

没有。1964年10月16号爆响以后,咱们国家很快就公布了,当时大家都欢呼了,厂里开大会也讲了。像庆祝大会此类大型活动在我记忆里没有搞过。

记者:

三年困难时期是各车间种地?

崔文利:

三年困难时期大体是这样的,我想是多种原因。一个是碰上自然灾害,全国性的自然灾害。第二个是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逼咱们中国还债。再加上那时候国际形势紧张,战备还得要搞,咱们深深地理解国家要把钱用在关键的地方,所以那时候职工生活是比较艰苦的。除了自然灾害、人为的灾害,还有一条原因,比如大炼钢铁造成的后果,农业歉收,农业浮夸。有自然灾害的成分这是肯定的,但是当时这些对咱们国家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记者:

河北这边好点。

崔文利:

河北比河南好点。河北赶上1962年的邢台地震,周总理不是到了地震线上,从当时的纪录片上就可以看到,当时的农民多可怜,多穷。三年的自然灾害,咱们厂的职工当时都非常艰苦,艰苦到什么程度呢,大家都吃不饱饭。咱们有一位设计人员叫董弘祺,拿了一颗土豆,遭到那样的批评。后来张诚知道了这个事以后流下了眼泪,这是真的。当时有多少人浮肿,大家都吃不饱饭,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大家都没有叫苦,还仍然在搞科研,仍然在搞基建,大家那会儿确实在艰苦奋斗。什么叫艰苦奋斗,就是毫不动摇,坚定信念,这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印象。就是说,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大家仍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困难时期给大家的印象十分深刻,营养上不去,没有肉吃,菜又非常少,一人一天发十几颗豆子来增加营养。牛奶喝不上,豆浆喝不上,肉也吃不上,就想办法培养一些小球藻来增加蛋白质。我没参与那个工作,但是我喝过,就是要在淡水里培养一些藻类的小植物来煮熟了喝。开始粮食不够吃,那怎么办,我听报告讲,包头市委有指示,叫作见缝插针,搞农副业生产,包括自己家里窗台、阳台有地方,能种点什么就种点什么,见缝插针。搞生产自救,发扬南泥湾的精神,大家组织起来开荒种地,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搞起来的。咱们这个地方被开垦以后,当年收获了不少东西,土豆、白菜、萝卜,对补充大家的生活必需品、解决蔬菜粮食不足的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时候是集体食堂,粮食定量很低,油水很少,蔬菜又供应不上,各单位自己开荒种地搞农副业生产,收获的东西怎么办呢,都交到厂里吧也不行,这还有管理的问题。(□田炳信/刘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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