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殿忠：内蒙古一机集团建厂筹备组成员，曾常年担任公司宣传部干事兼公司文艺宣传队队长。从 1978年到工会工作，就长期担任文艺干事一职，辗转于工会体协、宣传部、俱乐部、厂办、组织部离休干部科等部门。马殿忠是那个时代一机厂职工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他将最美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工厂，也将对厂里的爱延续给了子女。

记者：

作为一机厂筹备组的一员及最早一批来到包头的职工，您对那时候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马殿忠：

那个时候的生活真的非常艰苦。一机厂刚刚建厂的时候，员工来自全国各地，有北京、上海、青岛的，都是二三十岁，都非常年轻。我的爱人崔英霞来自山东济南，是一名护士，也是一机厂第一任手术室护士长。当时包头风沙还没有得到治理，生活艰苦到什么程度？偷跑的职工都有！有一次我爱人出去给家里寄信，结果风太大，信被刮跑了，后来爱人家里还是收到了这封信，原来是厂里有同志捡到了，帮忙给寄了出去，收到的信封里装满了沙子。

记者：

生活条件如此艰苦，一机厂职工基数又大，想把职工文化生活丰富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马殿忠：

条件艰苦就更要丰富职工的精神生活，这样才能凝心聚力， 把大家都拧成一股绳。“文化大革命”以后，业余文工团刚成立，那时候比较困难，演出服都是文工团的家属利用业余时间在俱乐部里缝制的。当时市场上卖演出服的很少，而且价格也很贵，文工团的团员们就到别的地方去看专业团体演出，看的时候记下衣服的样式，每个人有不同的分工，有人负责记帽子，有人负责记衣服， 有人负责记鞋，完了回来自己做。工会有少量经费，可以用来买点布料进行制作。

职工被选到文工团是很荣耀的事情，虽然去了以后很辛苦， 但精神上的收获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那时候物质很贫乏，有时候演出完，我就从家里拿点绿豆给大家熬绿豆汤，主要是做后勤服务。那个时候人都穷，家家户户都会买点布用来压箱底，记得有一次我爱人从医院回家，发现家里箱子被“盗”了，买的布料都没了，当时我们正在文化宫演出，她就看到舞台上表演舞蹈《纺织姑娘》的演员身上披的都是家里的布。文工团队员家里的布、缝纫机拿到厂里用是常有的事儿，在大家的意识里，厂里和家里是不分的，自家是小家，工厂是大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家里有什么东西我们都愿意奉献给厂里。

1972年，一机文工团在华建俱乐部演出后全体演员合影（最后一排左一为马殿忠）

记者：

无论条件和环境如何艰苦，一机职工从不放弃追求和努力， 而是发扬不怕吃苦、艰苦奋斗的精神，带着对厂里的满腔热爱，通过一代代职工的努力成就了今天的辉煌。

马殿忠：

其实当时没有太多、太长远的想法，就想把职工文化生活丰富起来，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因为厂里没有活动场地，而且员工居住比较集中，所以工会就把灯光球场利用起来，在灯光球场上组织了很多活动，像球赛、舞会、放电影，那里留下了很多人的时代记忆。每天晚上，当灯光球场的灯亮起来，居民们就知道这里有活动了，人们从家里出来，聚集在球场上。球场上最受欢迎的活动是跳交谊舞，但交谊舞只有每个礼拜六才有，所以一到周六人们都 很期盼，那天的人也比平时要多。人们放下繁重的工作，跟着文艺队的人跳起来，孩子们挥舞着小手，跟着音乐旋转。灯光球场是那个年代一机厂的一个文艺符号，还举办过很多包头市的赛事。

记者：这种记忆弥足珍贵，群体活动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强化了集体意识。即便退休、老去，这种集体参与意识也是很难弱化的。

马殿忠：

是的，职工退休以后还是非常热衷于参加厂里的各种文艺活动。20 世纪 80 年代初，厂里组建老年文工团。因为有丰富的文艺工作经验，而且跟老干部都很熟，我就被调到了组织部离休老干部管理科，负责把老干部组织起来，让老人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老年文工团成立以后组织了很多活动，我们带着老干部们参加了很多赛事，还有自治区各种大型文艺演出，合唱比赛、门球比赛都拿过第一名，老年舞《路灯下的小女孩》在比赛中还拿到自治区的一等奖。

1970年6月，全体文工团演员合影（第二排左三为马殿忠）

记者：

您的女儿现在也是一机集团职工业余文工团的一员，是第三代文艺工作者，这种传承很难得。

马殿忠：对于女儿、对于家庭，我们其实都是有亏欠的。文工团晚上经常排练，孩子在家没人看，我就把她带到文化宫。我们在舞台上排练，她就在旁边看，应该说从小耳濡目染，受到了影响。她能感受到大家对厂里的爱，也能感受到那种艰苦奋斗的朴素情感，我觉得这种精神上的传承、这种情感上的传承才是最难得的。（记者：李亚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