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连载(10)

2019-07-17 11:25     编辑:李斌

第十章:北方下雪,南方落雨

文明的每一进步在一开始总是被贬斥为违背情理

——[英国]罗素

邓小平来了。

深圳人都知道了。这除了香港报纸提前捅出去,还有人在亲友面前炫耀,口口相传加上警车开道的阵容,深圳人都知道了。

中国的所有媒体都像保密局的干部。缄默其口,什么也没有报道。不是他们不知道,也不是他们没有新闻敏感。在邓小平南巡的路上,就有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高级记者牛正武,就有南方日报社和广东电视台的记者。

这不能怪他们。上面有指示,新闻有纪律。

中央领导到各地的视察、开会、活动,一般情况下是由新华社派记者全程跟同,在中央领导离开视察地,结束视察工作后,由新华社播发一条消息,重要的人物再加发一条通讯,在新华社内部统称为通稿。

这次邓小平的南巡,新华社没有播发通稿,全程陪同的新华社记者牛正武几年后,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解释道:

邓小平未到广东之前,就明示此行不要报道。但是,甫到广东,消息不胫而走。港澳报纸很快披露邓小平到南粤的新闻。外国新闻媒介也争相报道邓小平到特区的行踪。虚虚实实,捕风捉影。省委书记谢非向邓小平当面请示:海外已在传闻,是否可以正式发个消息?邓小平没有同意。过了几天,海外舆论纷纷报道、评论邓小平南巡之行,认为意义重大。此时,谢非再次当面请示邓小平,说此行对改革开放将起巨大促进作用,在海外已引起巨大反响,广东希望能报一下。邓小平还是不同意。待到了珠海,邓小平南巡的消息已传遍全国,人们受到极大鼓舞。谢非又一次请示邓小平,邓仍然不同意。谢非三次当面请示希望报道,邓小平都坚持不同意。他说:“不开这个口子。”谢非深深理解邓小平这句话的含义,就没有再坚持要求报道。后来,一些报纸对邓小平南巡自行作出报道,并非出自邓小平的本意,也没有经过审稿。

按照惯例,新华社转发一些重大的通讯,这应当说是最高决策层的一种态度,起码是认可,虽然从邓小平1月17日出京,2月12日离沪返京,前后近一个多月,新华社的消息在39天后才全文播发。晚是晚了一些,但毕竟是播发出来了。

新华社转发地方报纸的新闻,而且新闻本是新华社份内的事,这在新华社历史上还是头一次。估计也是最后一次。199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受权向中国各新闻单位发出通知,今后中央领导同志在各地的活动,统一由新华社发稿。

谢非书记的秘书——现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建华,回忆起邓小平南巡时的情景,谈到这样一个细节,他说:“199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第二次视察南方。我当时担任谢非同志的秘书,按照谢非同志的要求,负责小平同志谈话的录音、整理工作。最初,没有安排这个任务,因为一开始说是来休息的,不作指示,不讲话,不听汇报,不题词,不见报。

小平同志的专列是在1月19日上午9点多钟抵达深圳的。按照预定的安排,上午休息,下午出去看。小平同志当时不抽烟,只喝一点加饭酒,一餐一杯。他到深圳后的第二天,去了国贸大厦。在那里,李灏和谢非同志分别汇报了深圳和广东的改革发展情况。简单汇报后,小平同志开始讲话。当时,很多人感到措手不及,因为没想到他要讲话,事先没有准备。小平同志讲话时,我站在他的后面。他一开始讲,我就按下了录音机的按钮,开始录音,把讲话内容完整地录下来。其它人多数都没来得及做记录。那天,他讲了很重要的一些话,比如:讲中国还是要发展,不发展跟周边一比就不行了。他还说,苏联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夜之间就完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倒?外国人说因为有我在。这个话有点道理。他说,中国不能乱。外国希望中国乱,乱了对外国有什么好处?一乱,肯定会有很多人跑出去,还带着枪,那样,世界就乱了。”

在邓小平南巡的图像资料中,笔者看到四个人是拿录音机的:谢非、梁广大、陈建华、邓榕(毛毛)。南巡讲话能完整录存,这四个人功不可抹。

谢非,已在1999年10月去世。梁广大已从珠海市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在珠海养老。陈开枝现任广州市政协主席,又开始了广西百色的48次扶贫之行。陈建华最忙。

1月19日,邓小平抵达深圳视察的消息当天就传开了,可中国官方没有发布消息,急于求证事件真相的境外媒体记者就找到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兼深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新华。

黄新华是深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按他对这一职务的解释:给深圳贴广告,政府搭台演经济大戏,自己干的就是为这台戏做广告、拉观众。

当日下午,黄新华就接到了几个电话。

在中国,凡是搞过新闻的都知道,社会上都传开了的事,你就是“打死也不说”,只会把自己逼上一个不诚信的角落。信息不明、不畅时,会产生两种暄泄口,一是谣言,二是小道消息。信息不公开只能导致传言的飞短流长,传言往往具有夸大事实的趋势,传得越远越广,公众离真相也就越远。在听不到实情的情况下,公众更容易误信耳语,而政府的公信将在传言中流失。

怎么办?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啊,黄新华终于计上心头了。事实上,黄新华就邓小平同志是否已抵深视察的答复在若干年后的今天也仍然被行内人士视为某种经典的外交辞令。 

此后数日,包括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世界三大通讯社在内的多家媒体的电稿里,都可以寻觅到黄新华当时那句经典答复: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来深圳走走看看,视察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 

黄新华说,他是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首次使用上述的表述,而香港媒体藉此也纷纷刊出了深圳市政府证实邓小平同志南下深圳的消息,“其实嘛,我也没有说出邓小平到底有没有来深的准信儿,这不违反党的宣传纪律。” 

“邓旋风”由此而起!改革开放的春风藉此再度吹荡长城内外。难题,算是解决了,可是黄新华的心还悬着。境外中英文报纸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可都写着是你黄新华说的,上面查起来可不是好玩儿的。 

黄新华心里还是没个底儿,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长的杨广慧当时恰好也在北京开会,他只好向分管的副部长作了汇报。 

没想到,他得到的却是爽朗的笑声:“你怕什么?香港股票已经借你黄新华贵言劲升几百点了,许多人会请你吃饭的,你怕什么,有事咱们集体负责。”

邓小平南巡的报道,最早播发的是海外传媒。出口转内销。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关键时刻,往往是这样。

邓小平到达深圳的第三天,香港《明报》以“邓小平巡视深圳行程紧凑精神好”为标题率先披露邓小平南巡一事。第二天又发出一条消息:深圳当局证实邓小平来了。证明前一天发的消息不是乌龙消息。在香港,新闻竞争激烈,拉到假新闻的事也时常发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香港人比内地人更关注邓小平的一举一动。像打开了泄洪闸,香港、澳门的记者蜂拥至深圳、珠海,跟踪采访,捕捉新闻。

邓小平在深圳、珠海停留的短短几天时间,港澳的各大传媒通过平面和立体在能捕捉到的范围做了轰炸式的报道:

——《邓小平重提在大陆造香港,发展经济不强调意识形态》

——《邓小平昨游民俗村,身体健康向游客挥手致意》

——《邓小平杨尚昆在深圳参观植物园动手植树》

——《邓小平亲植高山榕》

——《邓小平结束深圳行,称特区之路走对了》

——《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在深圳逗留期间呼吁搞快一点》

——《邓小平珠海行踪极度保密,记者兵分四路实行大包围》

——《邓小平视察拱北,对港澳事很关心》

——《邓小平强调搞经济广东要起龙头作用》

——《了解新情况,参观高科技,邓对特区印象佳,指示搞好经济建设》

——《邓小平畅怀谈改革,希望广东起个好作用》

香港、澳门传媒很热闹。中国传媒静悄悄。但在深圳,有一群人也很热闹。

邓小平要再次到深圳经济特区来视察的喜讯,中共深圳市委很早就知道了。为了把接待工作做得更好,市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吴松营当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被召参加工作小组并具体负责新闻宣传方面的事宜。陈锡添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是市委委派的深圳市唯一全程跟随采访的文字记者。

职业的敏感使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采访任务。从19日早随深圳市领导去火车站迎候,到23日送小平同志去珠海,他们白天随小平同志采访,近距离观察了小平同志在深圳的一言一行,并亲耳聆听了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系列重要谈话。晚上都是凌晨2时以后才入睡,整理、核对记录,对临时因故不在小平同志身边的有些场合,还要找在场的有关领导追访,对重要言论及时进行补记。他们所整理的记录文字,后来便成了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八评》的主要内容和论述依据,成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和深圳电视台所拍的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在深圳》解说词的主要素材。 

陈锡添回忆: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几天里,最长时间和最重要的谈话是在1月20日上午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老人家精神健旺,整整讲了30多分钟。其余的,全是边走边看边问边谈。他的谈话涉及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多个方面,特别是那些关于方向、道路、性质的重大问题,讲得很深刻,很精辟。每一次谈话都有一个中心,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我们强烈感受到小平同志胸怀全局、高瞻远瞩、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非常透彻,分析极为深刻。我们深受鼓舞的同时,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和责任感:一定要把小平的谈话精神及时、准确、全面地宣传报道出去,否则,我们将会遗憾终生。因此,我们又不断告诫自己,一定要慎之又慎,绝不能有丝毫马虎。

邓小平离开深圳后,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把邓小平在深圳的谈话报道出去。 

但是,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消息暂未获准发表。“发评论,用报纸评论文章方式,把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出去。”作为市委宣传部主管舆论工作的副部长吴松营把这个想法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汇报(他在小平同志来深圳视察期间正好上北京参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杨广慧听完汇报之后,立即表示支持,并向市委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吴松营很快把意见传达给深圳特区报社的负责人。

深圳特区报编委会经过研究,同意以评论形式将小平同志视察深圳重要谈话精神宣传出去。具体由陈锡添执笔。陈锡添利用春节休息期间写出了《要敢闯》《要搞快一点》两篇评论,正月初六一上班,就送到杨广慧办公室,请他审定。杨广慧说:“稿子先不看,我们先研究一下生产方式,如果一个人写是作坊式的小工业,能不能搞个大生产方式,组织一个写作小组,发挥集体的智慧来写?”“太好了!”陈锡添一听非常高兴。杨广慧当即把吴松营和深圳特区报社社长区汇文找来,并宣布,经请示市委主要领导同意,决定成立专门写作小组,杨广慧任组长,市委政研室主任刘文韶和吴松营任副组长,写作小组除了陈锡添之外,还有深圳特区报社副总编王初文,以及报社、市委宣传部、市政策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当天下午,写作组进驻市迎宾馆,拟出八个题目,开始“猴年新春八评”的写作。写作小组一边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一边认真讨论,集体确定评论文章的题目、体例,进行写作分工。文章出来后,又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由杨广慧亲自修改审定。从2月20日至3月6日,深圳特区报在一版头条位置,连续刊出《扭住中心不放》《要搞快一点》《要敢闯》等八篇编辑部文章,将邓小平南巡深圳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巧妙地穿插在“八评”之中。由于这些文章观点鲜明、文风清新,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短短十几天内,海内外多家重要传媒,纷纷转载深圳特区报的“八评”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其中四篇。香港文汇报每天晚上都与深圳特区报编辑部联系,第二天在头版显位与深圳特区报同时发表每一篇评论,并且在按语中反复说明深圳特区报的八评“原汁原味”地传达了邓小平视察深圳重要谈话精神。这些对扩大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八评”在海内外的影响,在海内外掀起“邓旋风”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月12日,深圳特区报又以头版半个版、第四版一整版的篇幅,推出了深圳特区报记者江式高现场拍摄的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图片新闻。 

3月22日,星期天。南方日报登载一篇反映了小平同志南巡的千余字小通讯《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 

宣传报道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气氛越来越浓厚。陈锡添马上意识到,公开发表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有关报道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为抢时间,采取边写边发排方式,最后由社长区汇文审阅。25日下午5点,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气呵成。25日上午,陈锡添忐忑不安地拿着小样,同社长区汇文一起到市委宣传部送审。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把关。但一定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晚上,区汇文往吴松营家里打电话,征询对通讯稿的意见。吴松营明确表示,记录稿是与陈锡添一起认真整理的,并经过各方校对,是与小平同志谈话要点相一致的,哪些该上,哪些不上,都很明确。通讯稿由报社自己定,发表之后如有什么责任,我会极力承担的。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刊出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同日下午,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这篇报道;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和3月30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均全文转载《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3月3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全文播发《东方风来满眼春》,并以少有的规格配发一条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国内各主要报纸都在头版主要位置转载深圳特区报的这篇长篇通讯。3月31日,中央电视台在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与此同时,国外各大通讯社和其它主要媒体,有的播(刊)发了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有的发了有关消息和评论。

《南方周末》的记者在2003年7月10日对陈锡添有个专访。

当时陈锡添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在当地颇有文名,江泽民、李鹏等领导人视察深圳时,市委都曾指派他去采访。

《南方周末》记者问:“您对小平在深圳活动的采访是1992年1月23日结束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却是3月26日,为什么会相隔两个月?”

陈锡添回答:“这是外国记者问我最多,而且是我最要回避的问题。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有一个记者跟着我,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据说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自己提出‘三不’: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第二天通知我们,没有报道任务。我心里想这个稿子不发出去,一辈子遗憾。所以我一天到晚盯着他,像一个保卫一样,站在他旁边,认真地听,认真地记。”

陈锡添一直在琢磨写作和发表的时机。不久,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将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作了传达。那时,陈锡添就想,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以新闻通讯特有的优势,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在深圳的言谈举止来一个大展示。于是,陈锡添更留意对采访记录的整理和核实。只是日常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动笔。

说起来,真是好事多磨。陈锡添刚要动笔,3月19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又来通知,让他立即动手写作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解说词。三天时间完成8000多字,21日晚回到家,陈锡添才得以睡了一个囫囵觉。为了抢时间,采取了边写边发排的方式。24日下午,陈锡添收笔。当天晚上,社长区汇文审阅了全部发排好的小样。25日上午,陈锡添和社长就一起拿着稿件去市委宣传部送审。

有传言说,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暗示陈锡添写这篇通讯,对这种说法,陈锡添用力地挥了一下手,肯定地予以反驳:“这是猜测。绝对没有,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说了‘发吧’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

文章在3月26日见报后,陈锡添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当时这篇文章发出去后,我就害怕了,睡不着觉。不是怕丢官。乌纱帽掉了算啥?一个小小的副总编算什么?国家的大事,才是真正重要的啊。通讯中很多是‘邓小平说’,‘邓小平说’,弄错了怎么办啊?”接着,内地和香港的主要报纸都争相转载这个报道。

1992年3月30日,新华社首次正式转发、报道了邓小平南方之行和南巡谈话部分内容。这是中央的态度。

3月30日晚,正在《深圳特区报》值夜班的陈锡添突然发现接收新华社通稿的机器嚓嚓嚓嚓打个没完,原来他的稿子出来了,一万一千字。陈锡添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客观地说,这在当时还是很冒险的。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市委常委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在1992年的“两会”上有一位领导同志问他,你们这个稿子怎么出来的?李回答说,我不知道,家里定的吧。意思是他在北京开会,不知道这个稿子是怎么出来的,家里定的,意思是说是在家的深圳市领导定的。这位领导说,你们的胆子好大啊。

深圳人的胆子的确是大。深圳的领导的胆子就更大。

在奇妙的大自然有一种被称作指示植物的植物。所谓的指示植物,就是在一定地区范围内,能指示环境或其中某一因子特性的植物种、属或群落。例如石松指示土壤的酸性,仙人掌群落指示土壤和气候干旱,芨芨草群落指示地下水位接近地面,香薷可指示铜矿矿脉所在。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是这样一种指示植物。

嗅到气味的海外媒体,用不同的理解,把邓小平的指示植物发往世界的各个角落。

路透社3月30日自北京发出的电讯称:自从中国的资深领导人邓小平掀起加强改革运动以来,中国的宣传媒介今天向全国11亿人口宣传了他发出的这一信息。虽然邓小平的方针已经成了得到政治局支持的正式路线,但是,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过去还只是间接听到邓小平的讲话。

美联社3月30日自北京发出的专电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已经开了10天。代表们热烈响应邓小平发出的“解放思想”的号召。今天,新华社、国家电视台新闻节目都第一次发表了邓小平一月份在华南的讲话。87岁高龄的邓小平坦率地说,担心中国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他说,中国应该选择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不用担心它们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方法。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官方的新华通讯社30日首次正式报道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事实。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特区时指示加速改革开放,激励地方领导人在经济上“赶上亚洲四小龙”。

邓小平南巡谈话公开报道以后,世界各地舆论界纷纷发表评论,给予高度评价。

英国《外事报道》发表题为《中国的开放之路》的文章,评论说:“外国投资者再次涌向中国。邓小平和改革家们的经济政策看来正在取胜。中国的联合企业投资法变得愈加灵活。现在,中国沿海从南到北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企业和不同的投资者。中国似乎在六路开花。”

德国《趋势》杂志发表题为《正在起跳的超级老虎》的文章,说:“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能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在本10年就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国家。”

日本《财界》杂志4月份发表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木村一三的答记者问,说:“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了今后中国发展的方向,希望中国能按照他的构想顺畅地实现软着陆,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并为世界作出贡献。”

香港《星岛日报》5月24日发表社论,说:“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讲话开了窍,并由大批改革者推波助澜,才使得今日中国的局面焕然—新,全国上下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投入更加轰轰烈烈的第二波经济建设高潮,这也令海外人士受到莫大鼓舞。”

日本《东洋经济》发表文章说:“中国正在迎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新高潮。”

闻鸡起舞。按照中央警卫局对国家领导人外出视察实行的保卫等级来看,那一年,来广东的中央领导的人数和次数仅次于北京,超过上海。

在中国,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中央领导亲临视察,而且是这么多的中央领导轮番来视察,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你的位置重要,具有窗口和榜样的效用,二是你走对了路。

在北京,还有一位老人,他没来广东,但他在关注着邓小平南巡一事。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聂荣臻让秘书先后读了三遍,没听清的地方,他都要再仔细询问一遍,边听边深有感触地说:“小平同志了不起!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因为坚持了小平同志思想。按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国的改革开放会有更大的发展。”

1992年4月,聂荣臻病重,他自知不起,说:“医生当然在想尽办法挽救,但很难挽救过来。因此趁头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做临终遗言吧。”

秘书赶紧取来收录机,让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的遗言,忠实地留在世间。

聂荣臻声音嘶哑,断断续续地说:“我已经93岁了,寿命也算是很长的。我入党已70年,从未脱离过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我虽然对党没作过多大的贡献,但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

“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

聂荣臻的临终遗言,表明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心声,表明了对邓小平的崇敬和信赖。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

回首广东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1992年,出现三次学广东和考察广东热潮。

第一次是1984、1985年。由于当时广东独特的地位,四大特区占了三个,所以很多经济发展比较慢一些的城市都派人南下朝圣、学习。学习的结果当时是否定大于肯定。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一个老红军到广东看完后,在深圳就哭了,认为广东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后来邓小平同志亲自南巡,到深圳,下珠海,并说深圳的实践证明我们开办特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次是在沿海大循环建立的时候。这次学习过程,以江泽民率领上海代表团到广东为主要标志。其时全国普遍的看法认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是不错,但广东走的是异端。广东的经济比自己好,但内心毕竟是不服的,学也不行,不学也不行,于是便都学一个“变通”。都“变通”就麻烦了,因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试点不变通不行,它有许多旧条条框框卡着。但如果全中国都来学“变通”,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央宏观调控的彻底削弱,釜底抽薪,国家是要出大问题的。最后诱发1988年全中国的抢购风和通货膨胀,于是有了中央的“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

第三次“学广东”的热潮,北京、天津、四川、江西等省,基本上各个地区都带着人马来了。这次出现了一个很精彩的局面,基本上服气了。全国很多大中型企业,特别是老企业在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带着各自的一些问题来到广东讨教。当然,他们来到广东也有很多不同的感觉,但对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是认帐了,承认这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中国一定要走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不可;珠江三角洲要给全国上商品经济这一课。

它启示全中国的人们,商品经济既然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那么在全中国经济正处于这么一种困境的时候,我们总算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地方看到了走出隧道前的一丝亮光。它启示人们,商品经济在中国不仅必须走,而且走得通。走通以后,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只会巩固,不会削弱,也即是说坚持社会主义同时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倒过来,大刀阔斧地发展商品经济,只能够强化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

广州像一锅烧开的水,又一次沸腾起来。

这一年,广州也被誉为国际金融家、投资家、超级富豪中国拜访年。

广州的海陆空三大枢纽——白云国际机场、广九直通车站、洲头咀码头,像是一架高效率的装卸机,卸下来自世界各国的富豪、投资家和他们的资金、梦想和实力。

他们中许多人的日程表上,都有这个节目:访问广东。在广东一家金融机构的外事接待本上,有如下的记载:

美国沃特·迪士尼公司拜会公司董事长,探讨合作建立迪士尼乐园;

英国内阁大臣Mr.Charles Lousadale前来拜访公司;

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拜会公司总经理;

泰国商会企业家代表团前来拜访公司;

荷兰商业银行董事局主席拜会公司;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总理前来拜访公司董事长;

美国前国务卿黑格将军拜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泰中贸易促进委员会、泰国国际银行董事长拜会公司董事长;

香港假日酒店集团总裁与公司探讨业务合作;

日本兴业银行总裁拜会公司总经理……

仅上半年,前来拜访的外国金融家、企业家、政府官员等就达300多批。

深圳像是一个刚刚被挖出来的价值连城的古董,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深圳市一位副市长说,深圳现在是一年365天,天天有交易会、展销会、贸易洽淡会。可以自豪地说,深圳正在变成一个永不落幕的“广交会”。

在中国,随着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大大小小的城市被涂上了一层新的色彩,注入了一种新的韵味。不管在世界特大城市的北京、上海,还是边陲名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也不管是地处海滨的港口城市大连、青岛,还是黄河、长江岸边上的重镇郑州、武汉,在豪华的酒楼里,在格调别致的咖啡屋里,在纯净的玻璃幕墙后的写字台旁,几乎都有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国籍的商人,在同开放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商人进行着各种形式的贸易洽谈、投资洽谈。

可是,没有一个城市,能像中国的经济特区——深圳这么繁忙,像深圳这么富有魅力,每天吸引着数以万汁的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的商人、投资者、旅游者。

大宗的香蕉、大豆、玉米,成吨的对虾、鲜鱼、枸杞,做工精巧的珠宝、玛瑙、宝石制品,有深圳生产字样的液晶显示器、平板玻璃、自行车,在商人的握手中成交;销往欧美市场、东南亚市场的产品小到儿童玩具、衬衣、西服,大到冰箱、彩电的车间、流水线,在投资都喜悦的目光注视下建成、剪彩;关于深圳,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城市的神话,随着旅游者的旅行袋、护照、船票一起带向海外的一个个国际城市。

深圳市1991年提供的资料表明:深圳已同日本、美国、新加坡、加拿大、法国等数十个国家利地区的客商签署了6000多宗利用外资的协议,注册的外资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有2300多家,内联企业3900多家。1988年同举办特区前的1979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6.6倍,出口总值增长197.9倍,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名列第二。中深圳特区自产产品1000多种中,就有700多种出口,创汇达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300多家。目前,深圳已拥有相当规模、较高质量的鲜活商品和电子、轻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化工、机械、建材、医药、金属加工等工业产品出口系列。

1992年7月的深圳则不同往常,显得格外热闹。各种肤色的人络绎不绝地涌进中国这个最年轻的城市来品尝荔枝。

南方的7月是燥热的,7月的深圳更是骄阳似火。按照以往的经验看,旅游者、投资家、商人大多是携妻带子乘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奔向凉爽的北方避暑。

今年,他们都向深圳游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今年是深圳特区创办10周年,并开始迈进特区发展的第二个10年。在这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举办第三届荔枝节,有更深的意义。10年以来,特区人栽培种植了数十万株荔枝树。现在,大部分的荔枝树已经长大成熟,结出甘美的硕果。鲜红的荔枝,象征着特区人民的高尚品格和精神,凝聚着特区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力量,也是特区人民热情好客、注重友谊的一种标志。

深圳的荔枝有果中牡丹之称,色艳味清,营养丰富。清爽可口的桂味荔枝,晶莹如玉的妃子笑,皮薄多汁的糯米糍,这些岭南佳果在举办荔枝节前,仅仅是居住在此地的市民才有幸大饱口福。举办荔枝节后,不仅使深圳的荔枝名扬海外,饮誉港澳。更重要的是以荔枝为媒,吸引了大量的客商来深圳品尝荔枝,畅叙友谊,洽谈生意。

从深圳市政府提供的第一、二届荔枝节的商贸成交数字、更能显示深圳荔枝节在商品经济活动中的魅力。1988年首届荔枝节期间,中外来宾达20万人次,实现贸易协议成交额达人民币8亿多元,协议和意向投资额人民币1. 93亿元、美元1. 6亿元、港币3580万元。第二届荔枝节更加突出了民俗风情和地方特色,吸引了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5000多名客商参加,贸易成交额达4.85亿元人民币,与外商签订项目68个,协议和意向投资额1.2亿元人民币。

深圳市举办第三届荔枝节,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美国、日本、法国、巴拿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已达2500人,来自国内26个省、市、自治区的企业家、商人达到3000人以上。他们参加深圳的荔枝盛会,使深圳呈现一派万商去集、高朋满座的兴旺景象。

深圳的股市1992年也像是吃了伟哥,一反疲软的状态,坚挺、硬朗。

终于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骚乱。

据《深圳特区报》报道,8月10日傍晚,少数人利用深圳发售新股抽签表供不应求和组织工作中的一些缺点,煽动一部分群众的情绪,纠集二三百人,在市政府门前游行闹事。入夜之后,事态进一步发展,造成深南中路交通中断,继而在红荔路交通银行附近烧毁了两辆汽车、四辆摩托车、推翻四辆汽车。游行者还破坏交通设施,殴打执勤干警。

深圳市政府负责人指出,发行股票是改革中的一件新事、好事,但还缺乏经验。这位负责人承认,这次发售新股认购表,虽然事前已作好准备,但由于对外地到深圳购表人数估计不足,上百万人排队购表,供应量大大不足。一些发售点出现了混乱和违纪问题。

由于缺乏经验,也无先例可循,深圳市决定以发售认购抽签表的形式发行新股,发放抽签表1000万张,每张100元,摇号抽签,中签率为10%,即每买10张,必有1张中签。消息传开后,成千上万内地人赶到深圳。预定8月10日出售抽签表,但从8日晚开始,股民们就在全市300个发售点前排起了长龙,总人数有120多万人。怕人插队,怎么办呢?互相抱住。有一位企业老总说,我老婆把前面一个男的抱得那么紧,她从来没有抱我这么紧。吃喝拉撒怎么解决?就地解决。8月10日上午开始卖表,由于管理不善,现场秩序混乱不堪。两个多小时过后,多数网点就亮出表已售完的牌子,原因是很多抽签表被人从“后门”拿走了,排了几十个小时队却买不到表的股民们不愿离去,场面十分混乱。

海南热了,北海热了,北京热了,上海也热了。

南巡旋风像一声春雷,炸响在中国的高空。

逐利的香港人又嗅到了铜香。自从邓小平南巡的消息传开后,港商回内地投资的热潮浪高过一浪。

据香港金融界人士估计,近几个月来,香港投入内地的资金已逾百亿港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投放在广东。香港经贸界人士认为,这是香港向内地投资的第三次浪潮。

香港投资内地的第一次浪潮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时,港商主要是在珠江三角洲兴办“三来一补”企业,以及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兴建一批涉外宾馆、酒店。第二次浪潮是1985年到去年底。这一期间,香港工商界先后将3万多家的制衣,电子、玩具、钟表等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迁进珠江三角洲各地.并雇用了300多万人的劳动大军,使香港与内地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关系。

中国人真是吃了豹子胆、熊胆、虎胆、蟒蛇胆,这是一个比胆量的年代。

继沿海、沿边城市相继对外开放之后,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等5个长江沿岸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等4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首府)城市,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1个内陆地区省会(首府)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至此,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已初步形成。

股票的坚挺刺激了普通百姓,也刺激了由普通人变成中央高层的领导。股市是个摇钱树。股市是个印钞厂。那年上下都有这种共识。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我国将组建华夏、国泰、南方三个大的全国性证券公司,以培育和完善统一的证券市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三公司分设北京、上海、深圳三地,注册资金均为10亿元。

紧接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宣布成立,以便加强证券市场的宏观管理、统一协调股票、债券、国债等有关政策,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原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撤销。证券委员会由朱铭基兼主任,刘鸿儒、周道炯任副主任为建立健全证券监管工作制度,国务院还决定成立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受国务院证券委指导、监督检查和归口管理,刘鸿儒任证监委主席。

敏感的文人墨客也不甘寂寞,烧火煽情。

《经济日报》发表陈进玉、钟朋荣文章《社会主义也应摘市场经济》。文章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众所周知,进入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政局相继发生剧烈的变化,社会主义遭受重大的挫折。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解体,飘扬了70年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悄然降下。造成这种历史悲剧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些国家长时期内摘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以致相当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与此相反,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中国生机盎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大胆实行改革,引入市场机制,经济摘活了,国家实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增强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拒绝搞市场经济,就是自甘落后,落后就会挨打甚至垮台;社会主义也搞市场经济,就是不甘落后,就能走出困境,发展壮大自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谁醒悟得早,谁干得好,谁就能发展壮大,立于不败之地。

敏感的理论界人士意识到“第三次浪潮”正在到来,深圳现已出现了十大热点:

——外商投资创历史最高纪录;

——全国都开始“炒”深圳股;

——股份制改造将成大势;

——房地产“热”再度升温;

——深圳将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

——“旅游热”升温;

——营造一个万商云集的“购物天堂”;

——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将进一步扩大;

——更大规模的基建已经开始;

——关于深圳的舆论导向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美国也送来了一份小礼物。美国参议院就布什对国会有条件延长1993年至1994年度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议案的否决进行表决,布什关于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决定成立。

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抵京,开始了他们对中国的为期6天的历史性访问。

整个中国明显地在提速:顺德县平均两天冒出一个新产品;广东城镇居民户均年收人今年将突破万元大关,使昔日令人称羡的“万元户”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中成为现实。

国家统计局介绍,改革开放促使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一至三季度,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0.6%,超过了17000亿元。国际收支顺差。进出口总额达110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18.6%,其中出口总额575亿美元,进口总额525亿美元。职工工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5.6%,达259l亿元。另外,农业。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发展。

据《中国统计信息报》透露:1992年上半年,全国共签订利用外资项目13105个,协议外资总额177.1亿美元,所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3069个。今年上半年,新签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已占全部利用外资协议总额的82%。

在7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第14次全体会议上,通报了上半年经济情况,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李鹏总理指出,国民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新阶段: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0.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25.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4%,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了5%。

1992年,雨大,风大;雪大,云大。

春天就要来了。

北方民谚:一年打两春,黄土变成金。小雪满天雪,来岁必丰年。

南方民谚:日落胭脂红,不雨就有风。久雨见星亮,明日雨更明。

天上,云和雨在翻飞,雪和风在舞动。

人间,更是一派大动、大行、大舞、大唱的气氛。

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开幕当天,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江泽民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今年初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19日上午11时,身着深色西装的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笑容满面地向600多位中外记者介绍了刚刚选出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新老交替与合作的最高领导层。上届常委中,江泽民、李鹏、乔石及他们中最年轻的58岁的李瑞环连任。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3位新人人选,为这一届领导班子,增添了新的活力。

履新之前,3位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在国务院。军委、地方担任要职。朱镕基身兼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等职;刘华清从1987年起,任中顾委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曾在团中央、贵州省委任书记的胡锦涛,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职位上人选中常委。

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一个年龄结构老中青搭配的班子。76岁的老红军刘华清,是7人中的长者。64岁的李鹏,与朱镕基同年同月出生。只是前者是四川成都人,后者是湖南长沙人。两个月后步人68岁的乔石,年长江泽民近2岁。他们中最年轻的,当数49岁的胡锦涛。

这一年,有一首歌提前了十六年,唱响在中国大地:

五大洲的梦,三大洋的情,奥林匹克风,跨世纪的风;奥林匹克风,全世界吹送,吹到哪里都欢腾,哪里都欢腾;黄河长江的浪,昆仑黄山的松,万里长城,是条中国龙。是条中国龙。北京邀请你,奥林匹克风,吹到这里会亲朋,这里会亲朋。

2008年,这首歌还会在中国大地响起。

2004年,邓小平的音容笑貌还会重新浮现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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