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连载(9)

2019-07-16 09:35     编辑:李斌

第九章:真龙藏不住

方而不割,廉而刿

直而不肆,光而耀

——老子言

中国敬龙。中国人崇尚龙。

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来,真正自然、生物意义上的龙早已灭绝。

龙不在了,因为不在,龙在远古的中国人的记忆中,变成一种文化的图腾。

《广雅》说:有鳞者谓蛟龙,有翼者谓应龙,有角者谓驼龙。海陆空皆有其踪影。《尔雅》说: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顶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龙集万物生灵之精华。龙什么都像,什么又都不像,在像与不像,在是与不是,在形与非形,在真实与梦幻中,龙凝固了人类灵魂的眼睛。

十二生肖,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它的神奇在于它比因特网早了几千年,能代代相传,广布人间,人人都有它的胎记。

在十二生肖中,排在首位的偏偏是尖嘴的老鼠,而不是百兽之王的老虎,为什么不是厚道的牛,淘气的猴子,来无踪,去无影的龙?

刘孝存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十二时辰的十二个字,竟是记述并描绘了一幅夏日的古代农家生活作息图,就连自然景观也历历在目。从出土文物来看,早在  商时期就已经有了以天干、地支纪岁的方法。干、支先用来纪日,后来发展为纪月、纪年。那么,十二时辰是怎么与十二生肖相结合的呢?

观天象的最佳时机应是夜深人静、繁星满天的时候。子夜时分(二十三点至一点),古人(天文学家或道家)仰望天空良久,忽然听得周围有细碎的声音,低头一看,原来是老鼠在活动。天长日久,古人发现鼠类出没频繁的时刻是子时。于是,子时便与鼠联系在一起,成了“子鼠”,并按一天的起始,排在属相的第一位。

“马无夜草不肥”,牛当然也是如此。农家以牛耕田,喂好牛是农家的大事。丑时(一点至三点),农家自会起身喂牛。牛与丑时联系在一起,便成了“丑牛”。

凌晨三点至五点,昼伏夜行的虎最凶猛,农家常常会在此时听到不远处传来虎啸声。于是,虎与寅时相联系,有了“寅虎”。

五点至七点,天亮了,兔子跑出窝,去吃带着露水的青草。于是,兔子与卯时相联系,便有了“卯兔”。

七点至九点,是容易起雾的时刻。据说龙能腾云驾雾,大雾之中才会“神龙见尾不见首”。不过龙是传说中的动物,或者说是人用几种动物的“零件”拼凑起来的“人造动物”,在现实中看不到,只有大雾蒙蒙之中,人们才会产生龙的幻象。如此,龙才会在辰时的雾中“出现”。龙和辰时相联系,便有了“辰龙”。

九点至十一点,大雾散去,艳阳当空。体温不恒定的蛇从洞穴中爬出来晒太阳。无论有毒还是没毒的蛇,都是可怕的,蛇最活跃的时刻,便是“巳时”。在造字时,“巳”被画成了一条蛇的象形。“巳蛇”,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

十一点至十三点,烈日当头。这“烈”,使人想到了人类“得力助手之一”的马。红鬃烈马是良驹,但它的性子就像午时的太阳一样火烈。马与午时相联系,就有了“午马”。

十三点至十五点,未时,骄阳已把草上的露珠晒干,可别忘了这正是放羊的好时光。于是,“未羊”应运而生。

十五点至十七点,申时,太阳偏西,或者雨过天晴,天气显得清爽起来。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在树林里玩耍啼叫,人们听到了,记在心里,便把这一时刻与猴子联系在一起,于是有了“申猴”。

十七点至十九点,酉时,太阳快落山了,家养的鸡该回窝了;再不回窝,天一黑就会找不见。农妇着急了,四处呼唤着,轰鸡入窝。这吃饭喝酒的时刻,也与家鸡入窝相连,于是就有了“酉鸡”。

十九点至二十一点,戌时,人们在临睡之前要巡视一番;跟随他们的,是人类的另一个“助手”——狗。巡视的时刻与狗联系起来成为“戌狗”,恰到好处。

二十—点至二十三点,深夜可以听到肥猪拱槽的声音,主人很高兴。不过要想猪长得肥壮,还得起身为它添食。亥时,自然与猪相连,于是有了“亥猪”。

表示十二时辰的十二个字与十二生肖相结合,便有了: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邓小平属龙。生于1904年,农历7月12日,公历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的牌坊村,邓小平的父亲给这个出生的男婴叫邓先圣。

邓小平五岁进私塾发蒙。教私塾的先生认为,孔夫子尚且为圣,你怎么能为“先对”呢?有点不恭,就把邓小平的名字改成了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了二十年。一直到勤工俭学留学法国时,仍叫邓希贤。后改成邓小平,这个名字一直用了68年。这个名字中国人记住了,外国人也记住了。中国历史也记住了。从中国传统文化对一个人最高的要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邓小平占了一个平字,最后一个字,也是古往今来,仁人智士,帝王将相最难弄到的一个字:平。

邓小平在珠海视察时,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文化从孔夫子就提倡赡养老人。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上要讲修身、修养、持家,既修身又持家,就能治国、平天下。”

这个细节多少有点寓意悠长。结果出来后,人们相信邓小平的父亲所起的名字并不差,苍天有眼,大地有嘴,冥冥俗世中,一定有一条偶然和必然相交,相遇,相溶的铁律。

中国相书上对属龙的评价是:在中国龙象征着皇帝或男性,它代表着权力,在龙年出生的人据说都带着命运之角,属龙的孩子喜欢拣重担挑,喜欢承担重要责任,即使这个孩子在家最小也是如此。

属龙的人宽宏大量,充满生气和力量。非常直率,在一生中很早就树立下理想,并要求其他人也具有同样高的标准。属龙的人能量很大,他那急躁、渴望和几乎是宗教性的热情像寓言中所讲的龙口中喷出的火那样燃烧。他有极大的潜力,因为他喜欢大刀阔斧地干事情。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论中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时讲到: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1922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从1954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

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很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我,搞我的什么传,我都婉拒了。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心时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一生是什么样子,你在党内搞了几十年,人们都是看到的,有个客观评价。我反复考虑,简化可能比较有利,而且从我开始简化更有利。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还有些形式,比如追悼会,开得那么多,花的人力物力不少,也可以简化一下。都是革命几十年的人,确实都有功劳,也总有一些失误,但一讲都是功劳。我多次拒绝外国人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

在马克思的故里,有一个德国记者还是犯了禁忌,摸了老虎的屁股。他写了一本《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传记书。这个聪明人1977年至1980年曾是北京驻地记者。他很快悟到了一个道理:谁想在中国作调查研究,只有两个极端的途径可供选择,或者是从最高层得到绿灯,那些档案和嘴巴会自动打开;或者是尽可能悄悄地“从下面”搜集历史。这位名叫乌利弗朗茨的外国记者选择了后一种调查方法。

他在邓小平的出生地四川省广安县的协兴乡听到这样一个传说:邓小平的父亲是1938年去世,当地的乡亲们在挖墓地时,爬出来一条广安地区从未见过的金红色的蛇。由于这一地区在渠江边上,至今人们仍然执拗地相信这是以蛇出现的河神。在“四江之地”的四川,这一迷信流传甚广。在中国神话里,黄河之神是一条方头红眼的细长金蛇。根据对蛇的迷信,协兴乡挖墓的农民把从地里蜷缩而出的怪蛇看作是邓家出现一个重要人物的征兆。

中国民间迷信动物、植物及其他事物能预示征兆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山东汉族俗信猫头鹰在谁家周围叫,就预兆这家要死人,有“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的谚语。听见乌鸦在头顶上叫,是凶兆,如果鸟类再落到身上则更不吉利。听见喜鹊叫为吉兆,有“喜鹊叫,来报喜,不是来财就是来亲戚”,“朝报喜,夜报财,不晌不夜有客来”的谚语。但有的地方却俗信喜鹊上午叫有喜,下午和晚上叫不吉利。早晨麻雀乱吵吵地在屋前叫,预示这天要吵架,家宅不安。早晨出门遇见兔子顺路跑,预示本人一天不吉利。出门遇见猪也不吉利。母鸡学公鸡叫,俗信不吉利,要把鸡杀掉;也有人说吉利,主家庭兴旺。

这个故事的真伪无从考证。在中国,龙,称大龙,蛇,称小龙,则是事实。邓小平家乡的人民的心情可以理解,广安毕竟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也是事实。有人说邓小平是继孔子、孟子、孙中山、毛泽东后的又一伟大人物。民间的乡亲们没有高深的理论,他们只是需要一种心理的依据,风水的验证。广安总是个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之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毛泽东回过一次故里。

那是1959年6月25日,离上次返乡已32年半。1927年1月上旬,毛泽东先在湘潭的县城和韶山一带考察农民运动,然后又去湘乡、衡山、醴陵、长沙进行农民运动考察,历时32天,后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离开韶山时,毛泽东发下誓言: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再也不回韶山了!这次毛泽东回到故里,参拜父母墓地,访毛氏宗祠,访问邻里、故居。回到卢家湾招待所一号楼,毛泽东浮想联翩,诗情如潮,挥笔写下了一首广为传诵并被谱成歌曲的诗篇: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时隔不久,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也回了一趟故里。刘少奇的故里和毛泽东的故里在地理位置上相差30公里。毛泽东家有七间房,刘少奇家有24间房。一个是富农的后代,一个是小地主的后代。他们俩都是那个家庭和阶级的叛逆者。毛泽东和刘少奇离开湖南不久,湖南人民喊出了两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

古语云: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帝王观。事隔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烈火燃烧,毛泽东写下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次,他的心情不好。不好的心情,传遍了全中国。席卷中国的烈火很快就烧掉了刘少奇。

解放后,周恩来没有回过故里,林彪元帅没有回过故里,朱德元帅没有回过故里,粟裕大将没有回过故里,邓小平也没有回过故里。是有规定,还是心照不宣,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邓小平生前没有回过故里,但故里人民还是搞了一个故居陈列室。这个陈列室,占地10余亩,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四川省广安市已征集到邓小平生前各个时期的文字及图片资料1,115件,珍贵文物55件。主要是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常使用的物品原件。其中,有人们最熟悉的小平同志出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国务活动常穿的一套深色中山装,有1981年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戴过的军帽,有1992年初视察南方各省,并发表“南巡讲话”时穿过的米色夹克衫、戴过的浅米色围巾和鸭舌帽。这些物品更能使人睹物生情,联想起许多重大而鲜活的历史画面,重温伟人当年风范和音容笑貌。

可是,这些物品当中少了一套元帅服。

1977年5月14日,天晴日朗,春风和煦,叶剑英迎来了80寿辰。这一天在京的将帅们纷纷来到叶帅住地给他祝寿。第一个到来的是王震夫妇。随后到来的是余秋里、杨成武。接着聂帅夫妇来了。徐帅也来了。

众人正谈笑间,邓小平和家人也驱车赶来了,邓小平一进门就十分高兴地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听到邓小平的笑语,叶剑英赶忙迎上前去,高声说道:“你也是老帅嘛,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

邓小平和叶剑英并肩坐下以后,元帅、将军们都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很自然地围拢过来。

邓小平在与元帅们见面时,经常称“老兄”、“老帅”,而其他老帅们说邓小平“你也是元帅”,“是未授军衔的元帅”。

1955年,在北京中南海,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举行授衔仪式。这次一共授衔元帅10位,大将10位,上将57位,中将177位,少将1359位。

《1955年授衔回眸》一书中古风写道:在商定军衔制度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当时为毛泽东专门设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了,这是所设立的最高的军衔,因为当时我军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军衔的基本设置而制定我们自己的军衔制度的,而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统帅就曾是苏联的大元帅,因此,当考虑在中国实施军衔制的时候就必然想到了在中国要设大元帅。

一天,彭德怀、罗荣桓和当时具体负责这次评衔工作的总干部两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在场。首先由彭德怀把这次授衔工作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接下来大家再一次提出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予元帅军衔的主张,并说明这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听后摆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说完了这些话,又看了看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

刘少奇摇头:“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而去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和邓小平立即摆手:“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李先念等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但本人又已经到了地方的同志。毛泽东问他们:“你们几位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那几位同志也纷纷表示:“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的确,按照当时评授元帅军衔的条件,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都应当被授予元帅军衔的,而且在初步方案中,他们的名字也确被列入了元帅的名单中。

当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的条件是: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敌作战,参与决策等方面功勋卓著,完全符合当时制定的评定元帅军衔的标准,给他们授予元帅军衔是当之无愧的。

如果说毛泽东作为第一代横刀立马夺江山的开国元勋,是生来就伟大的一类,而邓小平的伟大则属于通过努力、忍耐、坚韧变成伟大和外界赋予他的伟大。

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

1932年11月,邓小平28岁,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这一年,他被撤职,受到“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妻子金维映和他离婚,邓小平则被调往中央苏区边境的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第一次坐上了冷板凳,成了中央苏区的一名社会闲杂人员。

1967年,邓小平63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这一年,他被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流放到第一次被打倒的江西,当上了一名钳工。两次厄运的终点都在江西,法国勤工俭学的手艺却赢得了拖拉机厂工人师傅的认同。

1975年,邓小平71岁。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一年,被以“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老板的罪名,再次被打倒。

第一次被打倒是在而立之年,第二次被打倒是在耳顺之年,第三次被打倒是在古稀之年。这种打击不要说一般人承受不了,就是特殊的人也很难承受。邓小平承受了。当年,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的时候,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异常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中,在北京长安街上的游行队伍中,有许多写满了情绪和愿望的横幅。其中有一条是针对邓小平来的,带有明显的诅咒和发着阴损的寒光的标语:七十三、八十四。外国记者不懂,大学生里也有许多人不懂,逢人就问,这条标语的数字是什么意思?有点民间常识的人告诉他们,这是一句隐语,后半句是:阎王不请自己去。

其实,“七十三,八十四”这两个年岁并不神秘,也不可怕,它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两位圣人归天的虚龄罢了。

一位是春秋时代的圣人孔丘,活到七十三岁虚龄而亡;一位是战国时代的亚圣人孟轲,满八十四虚岁而终。因孔孟都被尊为圣人,所以他们归天的年龄也被看成不吉利的了。

七十三、八十四。对老年人他是一种生命的大坎,也是一种暗示,一种规律。

中国语言里有另一种冷酷。

中国人活着讲面子,要理子。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家讲得多深奥的道理,一旦到了坊间,到了民间,到了百姓过滤后,那就成了一碗白开水,可兑糖,可兑盐,可兑砒霜。想兑什么就兑什么。

贪财怕死打嗑睡;

饱吹饿唱穿撒谎。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

只要你稍加注意,这类词句的片断像胎记一样伴随着一部中国文化史。

气死人不偿命,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当然,这事摊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中国老人来讲,准会气得半死,但对于一个饱经风霜,三落三起的进入望九之年的邓小平来讲,根本不算事。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这就是邓小平的性格。遇事不怒,遇险不惊。

我都八十四了,我还怕谁呀。

1980年的夏天,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来到中国。这位曾经采访了世界80多个国家元首包括拒绝女性采访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铁腕记者来到北京,要求采访中国的传奇人物邓小平。她要求邓小平谈谈毛泽东,她巧妙地把一个已经逝世的伟人和一个健在的伟人联系在一起,让一个后来的伟人评价前一个伟人。

法拉奇问及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个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讲毛主席的后期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话,不喜欢你,这是否真的?”

邓小平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仅是我的,其他同志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在结束法拉奇的采访时强调:“你一定要记上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是过。毛主席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毛泽东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批评邓小平的“走资派”错误,晚年时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死后,对我“三七”开,就很满意了。历史好像在开玩笑。邓小平重新到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后,对毛泽东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他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但邓小平对毛主席一生的总体评价是: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也坦率地自我评价:我的功过,“对半开就不错的了”。

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说,目前,对毛泽东仍存在不同认识。一是认为毛泽东功绩伟大,但有严重错误,比较起来功大于过。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毛泽东同志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观点,也是大多数理论工作者的主流观点,二是继续神化、美化,对毛泽东的缺点也予以肯定。有人竟说毛泽东发动文革也是对的,现在出了这么多贪官是因为文革没搞彻底。第三种评价是“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过”,过大于功。第四种是“恶魔说”,将毛泽东丑化、妖魔化。金春明认为,后三种观点是错误的。

金春明说,在毛泽东的诸多贡献中,起长远决定作用的贡献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这一条是毛泽东思想之本。

毛泽东给邓小平是四、六开,邓小平给毛泽东三、七开,他知道毛泽东的缺点,但更知道他的优点,他知道真话的份量,更知道假话的弊处。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一位老人站出来了。

他喊了一嗓子,中国不能乱,中国乱不起。

毛泽东有句名言:天下大乱,才能得到天下大治。

邓小平的观点:天下大稳,才能得到天下大治,天下大治,才能得到天下大富。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稳定又很坚定,那么,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又特别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们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千,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邓小平在距今15年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讲的这些话,今天都被现实印证了。在事前讲,事后应验的话,那叫预见、预言;在事前讲,事后没应验的话,那叫胡说,巫术。听风就是雨,就悄悄传播的那是小道消息。

1989年5月19日,我奉命调到新华社深圳分社工作,6月中旬,深圳市委召开常委会,对中央的决定学习贯彻,这次常委会,我是列席者,也是记录者。

赵紫阳已被定性,表态本是例行公事。但我的记录稿中,把某某如何说,某某又如何讲的整理成《国内动态清样》发稿时,本可以不征求发言者意见,但慎重起见,我还是让有关同志审阅了稿件,他们提出,可否将某某说,某某又怎么说删掉,只是说,常委会集体认为。我答应了,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我保护技巧,可以理解。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是小人;见人说人话,见鬼不说话,这是君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人话,见神也说人话,这是真人。

谁都不愿在历史的关头留下细节和证据。更不敢承担任何责任。

世界上成本最高的是态度,世界上成本最低的还是态度。

古人林逋留下一段话:以忠沽名者奸,以信沽名者诈,以廉沽名者贪,以洁沽名者污,忠信廉洁,立身之本,非钓名之具也。有一于此,乡愿之徒,又何足取哉。

邓小平则不在乎。

伟人善行,君子善议,小人善猜。

邓小平说了,也做了。

公鸡打鸣,母鸡下蛋。猴子上树,老虎下山。只有龙上天入地,来无踪,去无影。

距今26年前,1978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举行日期是1978年11月10至12月15日,为期36天。也是建国后,召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当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名列华国锋、叶剑英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从未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前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分析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领导人,然而,这个地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又一次较量,这次决战‘两个凡是’最终溃败”是在这次会议上完成的,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的。

原四川省委书记、中央委员杜星垣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一向酷爱马的神峻。知道吗?就在20年前的那个马年,1978年,中国冲破枷锁,走出阴影,像盘古那样,高举着改革的巨斧,开天辟地,分明混沌,给中国人民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天地。在我脑子里,最难忘的就是小平同志在会议闭幕式上讲的“现在我们最大的政治就是把经济搞上去”这句话。此言一出,我们哗哗哗拼命鼓掌。

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回忆道:那次会议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被弃入历史的废纸篓。农业合作化以来不断反右,越反越“左”。一来运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割了一茬又一茬。1958年刮“共产风”,瞎指挥,吃饭不要钱,把农村搞穷了;1959年反右倾以后,“左”上加“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搞假右真“左”,宪法上规定的,《六十条》上写的,一来运动都不算数了,基本核算单位规定“30年不变”,几天就变了,自己把思想、路线、政策搞乱了。政策多变、失信于民。1978年,中央彻底纠正了“左”的错误,成功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这也和遵义会议有相似之处,都是反对左倾错误,并取得决定性胜利。

大政治家要的是投资,小政客玩的是投机。大政治家需要高瞻远瞩,临危不惧。小政客讲的是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大政治家要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小政客要的是俺是墙头草,哪边风大哪边跑。大政治家要的是国家利益的长治久安,小政客要的是一顶乌纱帽,平平安安落我家。高与低、远和近,立马见分晓。

在顺德,有一个故事:

一位外省来参观的干部问一当地农民:

“你认为你们这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农民指了指后面的工厂、前面的小楼和一望无际的蔗田:

“你说是社会主义,我就说是社会主义好;

你说是资本主义,我就说是资本主义好。

总之,富比穷好。”

扭过脸,这农民小声嘀咕了一句:“口水多过茶。”

姓社姓资,不如说姓穷还是姓富。

万里那时候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他说,“‘左’的干扰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

姓什么?透露一种尊敬和蔑视。

中国文化的双重和残酷就在这里。

社会主义好?

仅仅是一句话,但被作为神像供奉起来,就不许说不好。神可以不吃不喝,神只需要供桌,青烟缭绕,顶礼膜拜。但凡夫俗子,要吃五谷杂粮,要放臭屁。要吃,要喝,要拉,要撤。

1978年,万里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农民大包干的发源地就在安徽风阳县的小岗村。以农民严俊昌为首的几位农民按手印的分地生死文书,现在存进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当年随同万里在安徽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77年11月,我随万里一行4人走访了皖南的芜湖、徽州、池州3个地区十几个县(市),重点了解各地(市)县揭批“四人帮”和清查情况。

皖南三千里巡行之后不久,我们又到了老灾区淮北阜阳地区农村访问。那年这里先旱后涝,粮食减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已近年关,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那天,我们跟随万里到太和县城北的一个村庄深入农户访问。万里每到一户,都要问:年关到了,过年准备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他发现有些农户没有白面,在为过年能否吃得上饺子而发愁。万里难过地对我们说:“我的老家东平县离这里不太远,在我们那里,就是在旧社会,再穷的人家过年也得想办法吃顿饺子。你看电影《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穷到那样地步,过年还要想办法吃顿饺子,还要为女儿‘扯上二尺红头绳’。我们怎么能让老百姓过年吃不上饺子呢!”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千方百计地给每个农民调剂3斤麦子,让家家户户过年都能吃上饺子。

我们访问的十几家情况,大同小异,生活大都很困难,只是困难的程度不同而已。万里忧心忡忡地说:“过去只是听说这里很穷,但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你看他这家的全部家当,也不值30块钱,一根木棒就可以全部撅走!”

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其贫困落后的情况,在安徽省一些贫困落后地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万里一到安徽不久,就来到了凤阳,亲自察看过一些农民家庭,亲眼看到了农民扒车外流的情景。据不完全统计,那年冬天,仅凤阳县外流人口就有13000多人。万里来到安徽之后,决心要解决讨饭问题。他说,讨饭这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原因是吃不饱,吃不饱是因为生产没搞好。问题是为什么生产搞不好?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

后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悄悄搞了“包产到户”,万里后来回忆说:凤阳在实行联产责任制时搞的是大包干,开始是包干到组。包产到组与大包干到组都包产到组,但包干到组更简单些,更彻底些。“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不管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能够增产增收,对国家有利,对集体有利,对农民有利,群众愿意,就要坚持下去。

在当年的省委书记里,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并不多。万里1980年调中央书记处任书记,分管农业。万里说:1980年9月召开一次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在那次会议上,万里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会上争论很激烈,看来通不过。公开赞成比较突出的,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

万里提到周惠,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担任湖南省益阳地委书记,1950年兼任常德地委书记,1951年底,32岁的周惠出任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当年可是一个宣赫轰动的人物。1959年6月30日,当时任湖南省委常务书记的周惠被毛泽东亲自点名上了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

然而在庐山会议上,周惠却站在彭德怀一边。在这个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留下了一个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历史公案。其实,原来的名单是“彭、黄、张、周、周”,毛主席考虑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挥笔勾掉了最后一个“周”字,这就是当时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塔档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周惠。这—勾,把周惠勾出了“反党集团”,同时也勾掉了周惠的知名度……

在“庐山会议”之后,周惠被降职到交通部当了一名副局长。

随后的二十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戴着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周惠更是吃尽了苦头,历尽了磨难。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邓小平在北京找周惠谈话。看到周惠的满头白发,邓小平只用了“遭灾”两个字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二十年。然后,不纠琐事,不费枝节,直奔主题,派周惠去内蒙古工作,并作了指示:直接抓班子建设,把工作搞起来。邓小平结束谈话的关键词是:不能拖,拖不起。

周惠领命之后,立刻走马上任。

内蒙古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拥有草场面积10亿亩以上,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特别是河套平原等产粮区,可耕土地面积8,000多亩,是全国小麦、甜菜、马铃薯的重要产区;尤其是东部森林面积达2.4亿亩,在全国居第二位。煤炭、铁、钛等矿产资源也较为丰富。

全区人均粮食产量“一五”期间453.92公斤;到“二五”期间下降为363.08公斤;“三五”期间又降为298.32公斤;“四五”期间接着降为281.62公斤;到了“五五”期间,已降到264.85公斤。从1957年到1977年人均农业产值由119.45元下降到99.98元,总体下降19.5%。

全区农牧民人均收入从1958年以后一直停滞不前。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30元,比1956年下降83.9%。几个月下来,周惠分别跑了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锡林郭勒盟、伊克昭盟的几十个旗县和公社,所到之处,他看到了落后,看到了贫穷,看到了真实。一位满脸皱纹像核桃皮似的老农讲给他的一句话更是一语惊人:“共产党甚都好,不打人、不骂人,不剥削、不压迫,就是吃不饱肚肚。”周惠为此震撼得几乎要拍案而起,解放这么多年了,种田人还吃不饱肚子,我们愧对于天下黎民百姓。周惠想到了母亲早年的一句话:“天下有打罪、骂罪、死罪,就是没有不给饭吃的罪。”

周惠此刻站在乌兰察布盟卓资山一条荒凉孤寂的山梁上,周惠脑袋里一片空白。

白色是一种空旷。雪是—种空旷的副产品。白灾,蒙古族牧羊人知道,那是把一群白羊、一群黑马、一群群金骆驼熔掉的神秘景观。祈祷没用,发布最高指示没用,哭和笑也没用。它无视人的存在,无视五颜六色的世界的存在。

白事,人被溶化的另一种提法。

白是七色之源。

白是结束。送葬的队伍以白为主色调;军队投降也是扯起白旗。

白是一种思考。白又是开始。每一场让聪明人后悔,傻瓜、笨猪也后悔,设计者后悔,参与者也后悔的文化运动、经济运动、政治运动,最终都被白色抹掉。

白是眼泪、白是宗教。白是无奈。

再厚的墙也有缝隙。

1979年春天,内蒙古几乎与安徽、四川等地—样先后踏入了“包”字的禁区。在内蒙古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了不叫包产到户的包产到户。正如周惠自己所讲的:“那时还不敢公开大搞,只能悄悄地、半秘密地采取一些偷偷摸摸的办法,我也不敢叫包产到户,就叫‘口粮田’。可不容易啊,讨论了好几回,最后才定下来,每户牧民分15只自留羊,农民分点自留地。对这种做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告状,也有人说,这个人他还不怕,‘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整了他二十年,到现在还不怕呢!当时在内蒙古周边,有的省树起了大牌子,坚决抵制内蒙古的资本主义,也有人在报上写文章说资本主义又复辟了。可是当时我顾不上那么多了,因为老百姓没饭吃。”

26年过去了,我在北京后圆恩寺一号见到了已经87岁的周惠老人,他声音很弱地说:在那次万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打了个比方,在过去文化大革命中得了伤寒,中了风,现在刚吃点药,发了点汗,就又刮西北风了,再憋回去就不得了。他的讲话得到了万里的赞同。

邓小平南巡,这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中国官方,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被称作“南方谈话”。

但中国毕竟离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到现在才93年,不到一个世纪。文化的遗传,语言的继承,习惯的沿袭,都造成了语汇上的旧痕迹,但不管用什么词,意思都很明确。那是一次惊天动地的谈话。

1949年以后,毛泽东被中国人称为“南巡”的是两次。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难以控制的情况下,开始了第一次南巡。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发表有关谈话。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针对当时大批干部被打倒,他重申“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同时他还提出“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泽东的谈话,力图在全局上肯定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正某些极左的错误做法。但由于根本指导思想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又从中破坏,不可能有太大的实际效果。

这次南巡的政治后果是刘少奇被迫害致死。被称为共和国史上的“最大冤案”。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开始,报刊上便把斗争的焦点指向刘少奇,毫无根据地称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光如此,林彪、江青为了彻底地打倒刘少奇,便直接控制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不顾党纪国法擅自决定逮捕干部、教授、炊事员等11人,严刑逼供,“突击审讯”,制造刘少奇“叛徒”、“特务”、“工贼”的伪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特定的政治原因,刘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第二次南巡。毛泽东先后到了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分别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

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了解到一些异常情况后,突然决定立即离开上海,后经北京火车站回到城内。毛泽东南巡期间,林彪集团十分焦急,想方设法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毛泽东南巡沿途的谈话内容,引起了林彪集团的极大恐慌。

9月13日,林彪坠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在资料上记载,邓小平有8次南巡,就是凡是跨过长江的视察都算南巡,这是比较牵强附会的。真正意义上的南巡,只有1992年这一次。

传播一定需要距离,需要时间,更需要一种缓冲。这是一段政治的空白期,这是风暴来临前的寂静期。

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过搞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在26年里,中国有碰到老路,邪路,回头路,垮台的路,每到这时,邓小平就像一个一流的调琴师,总能找到和谐的乐音,又总能指出刺耳的噪音。

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物体振动状态的规则与否,音就有乐音与噪音之分。乐音有固定音高,和谐悦耳;噪音无固定音高,嘈杂刺耳。

原中宣部副部长龚育之对中国这二十多年里,碰到老路、邪路、回头路、垮台路时,邓小平是如何调试的,他有独到的分析:“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中国陷入严重困境。“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条路是老路。老路,就是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的纠正限制在“三分错误”的框架内。“两个凡是”,就是要走这样的路。这样的老路,当然不能再走。老路,也可以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的路。17年的路有正确的方面,属于这正确方面的路,当然要继续走,但是,17年的路又有错误的方面,正是这错误方面的积累和升级,使我们党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路。所以,17年的路,也不能完全照旧走。

另一条路是邪路。邪路,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路。把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引申到否定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的历史,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邪路,中国人民当然不允许走,也不能够走。

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就一定要在社会主义方向下,开辟出一条中国发展的新路。正是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领导我们党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新路。《告人民书》中说:“在新时期中,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贡献。一个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另一个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国际的政治风波使中国面临严峻的考验。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向何处去?又有三条路。

一条路,是社会主义垮台的路。就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走的那条路。这条路通向什么样的灾难,现实已经表明得很清楚。

一条路,是往回走的路。社会主义垮台似乎是改革开放导致的,坚持社会主义似乎就要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然而历史已经表明得很清楚:这样的路并不能巩固和繁荣社会主义。

南方谈话总结得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又是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领导我们党坚决地清醒地拒绝了那条垮台的路,也不往回走老路,而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新路不动摇,并且进一步向前开拓,把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以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而开始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新阶段。

两个重大历史关头,两次扭转严重局势,领导我们党从被动中走向主动,从困难中重新奋起,开拓并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人民高兴,举世瞩目。

邓小平是时代的伟人。有一份杂志评论说,伟人的伟大之处往往在于他告诉我们一些大家心里都明白的道理,大家都立即接受并付诸实施。而伟人之伟大也往往是过了更长时间之后,他告诉我们的道理还需要我们慢慢地去咀嚼、去品味、去感受。

经济学家林毅夫说: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带来了一段时间的连续投资高潮。中国从1978年以后每年的投资增长很快,1981年到1985年投资增长的速度是每年19%,1986年到1990年每年投资的增长是7%,1991年到1995年每年投资的增长是36%!这个时期,不仅是中国国内的各个领域投资增长很快,外资的增长速度在讲话的影响下也增长得非常快。具体的例子,1992年以前中国的投资当中,外资比重很小,从来没有超过5%,但在1993年跳到12%,1994年跳到15%,去年达到22%。这样,国内投资增长和外资增速都非常快,几年下来,中国经济积淀下来的生产能力增长非常快。就拿这段时间增速较慢的国有经济来讲,如果把1990年的生产能力当作100的话,到了1995年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达到了273,而这段时间,非国有企业、民营、三资企业的增长速度比国有企业都快,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的这四五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生产能力增长了两倍多,到了1996年、1997年,中国就突然从一个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变成了什么东西都过剩了。

1987年,林毅夫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北京,他是国内第一个从国外拿到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回中国来工作的。当时政府为了鼓励从海外留学回国的,有一个特别政策,回来时可以免税带一辆汽车。那时汽车关税很高,215%。林毅夫带了一辆汽车回来,去北京交通管理部门登记时,交管部门跟他讲,这是全北京第2辆私人拥有的汽车。可是到了去年,北京市的家用汽车总量达到200万辆,当中150万辆是私人拥有的。

过去这25年是非常了不起的25年。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定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就是平均每年增长7%。那时全世界没有几个人能相信。因为当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且其中很多是文盲,我们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农业国家,这么低的发展水平,能够持续每年7%的增长速度达20多年!中国从1978年到2002年的25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3%;中国的经济规模增加了8.5倍;增速和实际达到的规模,都远远高于1978年提出的目标。

衡量一国经济开放度的一个简单指标是贸易依存率。1978年,中国的贸易依存率只有9.5%。但是25年里,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了30倍,2002年对外贸易依存率50%,在经济大国当中,这是一个不曾看到的数字。日本是一个贸易强国,对外贸易的依存率只有17%,美国是一个贸易强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也只有22%。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增长了很多,对周围国家的经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如1997年、1998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将人民币不贬值作为一个政策,而且是真的不贬值,对东亚经济很快地度过金融危机、恢复稳定和增长做了相当大的贡献。

邓小平离京时,凭他对中国国情的洞悉,嗅到了早冬的寒气,看到了国家的危机,听到了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嘶叫。那是沉寂了多年的穿着红裤衩、戴着红帽子、扎着红腰带、穿着红西服、红皮鞋、抹着口红、打着红腰鼓、唱着红色歌曲的人,又要故伎重演。没人敢惹抬着“左”旗的大军,没人敢碰他,碰了他们,就会让你流下红红一摊鲜血。

邓小平的确不爱讲话,更不爱讲废话、套话、大话和长话,可能是性格使然,也可能是阅历中残酷的环境造成的。但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中,可以说是他外出视察的政治生涯中讲得最长最多的一次。

中国人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邓小平一生经历丰富,但话语是少而又少,沉默寡言,是他的家人和部下对他的最深印象。按中国民间的说法,属于嘴中含金子的人,一张嘴,金子就会从嘴中掉出来。

清朝的一位宰相为官一生,他的名言是万言万语不如一默。他那是深谙官场的险恶,明哲保身的一种技巧。

从中国汉字里研究,凡是带有言字旁的共计有197个:讣、讥、讦、讧、讨、讪、讫、训、议、讯、记、讳、讲、讴、讶、讷、讹、论、讼、讽、设、诀、证、评、诅、诈、诉、诋、诌、诓、诔、诘、诙、诛、诞、诟、诡、诤、诧、诩、诫、语、诮、误、诰、诱、诲、诳、诼、诽、诿、谀、调、谄、谅、谋、谍、谎、谑、谒、谗、谜、谚、谣、谤、谬、谪、谴、谶、谵。

认真看一下,基本没有好词,原因何在,我想在造字的时候,人类脱离荒蛮、原始的社会还不久,你追猎时,出声会吓跑猎物;而当你深居穴洞和休息时,出声又会召来更凶猛的野兽,只有不出声为上策。

谁能把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那是爱因斯坦。与爱因斯坦同时代的物理学家H·邦迪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我提出一个自认为有道理的设想时,爱因斯坦并不与我争辩,而只是说,“啊,多丑!”。只要觉得一个方程是丑的,他就对之完全失去兴趣,并且不能理解为什么还会有人愿在上面花这么多的时间。他深信,美是探求理论物理学中重要结果的一个指导原则。

谁能把中国的今天和明天联系在一起,那是邓小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左,太丑,太可怕了。

深圳已是万家灯火,南海的浪涛声不紧不慢地拍打着堤岸,远去的船影更远了,驰进港湾的船只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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