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连载(6)

2019-07-11 17:24     编辑:李斌

第六章:孔子只弹一只曲

一个人是否伟大不在于他把自己看得有多大,而在于信服他的人数有多少。

——[美]W·威尔逊,1912年10月3日的演说

1992年1月23日上午。

邓小平登上了拱北海关的902快艇,在二层前舱坐稳。

快艇像一只溜冰鞋,在百里珠江口的海面上划出一道雪白的浪痕。

1989年1月29日,也是一个明媚的上午,邓小平在杨尚昆、王震的陪同下,由深圳蛇口港起航,抵达珠海唐家军用码头,走的也是这条航线。

百里珠江口,风平浪静,烟波浩淼。洪波连连、海天一色的伶仃洋像一块不断变换颜色的草原:浅绿,深绿,墨绿,蔚蓝,瓦蓝。

大海,对于邓小平并不陌生。

1919年,15岁的邓小平在重庆考上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20年,经过学校毕业考试,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合格的有八十多人,邓小平就是其中一名,而且还是年龄最小的一名。

1919年8月28日,邓小平同八十三位同学乘“吉庆”轮从万县提锚启航,途经宜昌、汉口、九江,经过八天航行,抵达上海。9月11日,邓小平和八十三位同学登上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经香港,穿西贡,过新加坡,绕阿拉伯海,入红海,最后抵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第一次远航,海阔天高的景色给从四川盆地走出来的邓小平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毛毛说:1974年,当“文化大革命”发展得更加如火如荼之时,由江青等人一手制造了一个“风庆”轮事件。“四人帮”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为题,大肆吹嘘,并借题大批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实则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父亲自1966年“文革”开始时被打倒后,当时刚刚恢复工作,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他万分蔑视江青等人之所为,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父亲后来曾多次提到这件事。他说:“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我对他们说,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伶仃洋,海水蓝得带点绿,带点白。远处帆影点点,近处桅杆林立。海岸线蜿蜓曲折,一面凭海临风,一面青石嶙峋。

中国古代对名山的评价有四个标志:有景则名,有僧则名,有史则名,有宝则名。

伶仃洋也是一个名洋。一段有历史的海域。伶仃洋出了一个文天祥。

按中国旧历计算,壬午年十二月初九(公元二00四年一月九日),是宋末爱国诗人文天祥舍身就义七百二十一周年纪念日。七百多年前,在国灭身囚之际,他以生命和热血写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章。

文天祥,今江西吉安市人。南宋宝佑进士,任宁海节度判官。

文天祥是文武全才,雩都一战,大败元军,声威大振,收复州县多处。祥兴元年,朝廷加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领兵由江西入广东,在潮阳一带阻击元军,不幸在海丰县五坡岭遭袭被俘。此后元军发动灭宋的最后一役——崖海大决战,把文天祥押至崖门海域,强迫他写信招降。遭文天祥拒绝,为明心迹,愤然写下《过伶仃洋》一诗,在崖海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绝唱。

现在外伶仃洋岛上,还有一块巨大、黝黑的岩石上磨白一个长方形,上面刻着文天祥的《过伶仃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历史,这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如果说,文天祥给这片海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刚烈、凛然、悲壮的绝唱,邓小平则给这片海域留下了一个国强民富,如磐石般坚硬的传说。

风爽,天朗。

谢非铺开一张广东省地图。

戴上老花镜的邓小平边听边看。

谢非:“广东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片是经济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为‘第一世界’;一片是粤东粤西平原地区为‘第二世界’。”

邓小平:“那余下的是‘第三世界’了?”

谢非:“是,广东省广大山区经济比较落后,为‘第三世界’。我们正努力缩小贫富地区的差距,力争下个世纪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邓小平听后高兴地点点头,用浓重的四川话说:“要得。”

邓小平点点头,用浓得的四川话说:“要得。”他接着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谢非和梁广大连连点头。三台录音机也同时在转着。

快艇很稳很快。珠海已显出了轮廓。

谢非汇报了10分种,梁广大汇报的更短。

他们知道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聆听。

从蛇口港上快艇时,谢非就跟随行的部下,主要是对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有交待:汇报要短,拣重点说,简明扼要,多听听老人家说。

1991年,中国经济给梁广大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晃。有点晕,有点转向。

梁广大试探性地抛出了一块砖。他说:港澳同胞特别关心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创办特区的实践中,群众反映最大的是我们的政策有时这样,有时那样。有些政策“下放”不久又“收回”了,下边执行起来左右为难,不知怎么才好。

快艇颠簸了一下,那是一股小浪涌。大海上让人晕的不是浪,是涌。直角,斜角,平面的倾斜。

梁广大是1983年秋天调来珠海经济特区的,在珠海工作了大约16年,当过县太爷,也当过地委常委,珠海特区成立后,先后担任代市长、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

像梁广大这一级官员,深知问话的技巧。他先讲港澳人民的担心,再讲基层群众的担心。这都是无从查证的。最主要的是他从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焦虑,他要讨一个说法,他要问一个真经。梁广大也知道古人讲的“无道人之短,无说已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的修行道理。他不能不问,这是最后的机会。

邓小平看了梁广大一眼,给了他一块玉。邓小平伸着一根指头沉重地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搞掉了。”

1992年的南巡过后,很多人奇怪,邓小平在望九之年,谈话聊天一点都不像个老人。他说话不罗嗦,没有废话,逻辑严密,有轻有重,语言准确,精辟。尺度的掌握十分恰切。

邓小平是在1990年3月20日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在1989年11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邓小平说,我想利用这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你们这个团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退就要真退,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不要使新的领导感到工作困难。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谈到: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我在练习怎样适应完全退下来以后的生活。几十年了,一直在繁忙的工作中,就是后来事情管得不多了,脑子里也放不下问题,总在活动。

美国纽约精神医学院的一份报告指出,活过90岁的人常有以下共同特征:

●体重不过重或过轻,且一生中体重变化小,肌肉张力佳,皮肤看起来年轻,握力佳,而且常运动。

●天赋较高,对于时事相当感兴趣,理解力高且拥有良好的记忆力。

●无忧无虑,个性乐观且有幽默感,容易感到愉悦。

●适应力很强,虽然有许多人都怀念童年时光,但没有人希望回到过去,大多喜欢生活在多变的现在。

●不会全神贯注在死亡的议题上。

●饮食节制,但乐意尝试新的食物。食物多样性。

●都有早起的习惯,平均睡眠时间为6至7小时,有充足的休息时间。

●喝酒都是小酌浅尝,一生中使用药物量很少,甚至比有些人一周的药物用量还少。  

邓小平知道自己的份量。中国的历次运动中,用大帽子唬住一批人的事经常发生,但唬不住邓小平。他对这段历史太清楚。腐木湿鼓,砍不动,敲不响,根子是一个字:左。

“中国出问题是在1957年,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1962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1965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1965年就开始了,1966年正式宣布。1966年到1967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

船上静静的,突然邓榕大声地问道:“您在历史上几次受‘左’的迫害呀?”

邓小平伸三个指头说:“三次啊!”

他话锋一转,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全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快艇经过一小时的航行,已停靠在珠海的九洲港码头。

梁广大回忆:邓小平仔细地听我们的汇报,不断地插话,回答我们的问题。他思维敏捷,说话声音响亮,语气坚定有力并充满信心,他的情绪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不知不觉船快靠岸了。他仍然兴致勃勃地听、插话询问,并明确地讲他的意思和主张,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和记,生怕漏掉一句。听着邓小平的讲话,我心里一下子敞亮了,积压了很长时间的忧虑、彷徨和迷惑一时间全都云消雾散了。

船靠岸了,工作人员已第三次来告诉船已到港了,邓小平才站起身步出船舱,稳步走下船舷。

人老怕寂寞。凡人,伟人概莫能外。

原定在珠海休息。在珠海的7天,有5天在视察、参观中渡过。邓小平不仅详细了解全市情况,而且3次乘车参观市容。从吉大旅游区到拱北商业区,从九洲到前山新市区,从香洲老城区到唐家湾,每次沿着不同路线,把珠海蜿蜒数十公里长的带状城市视察了一遍。

1979年的珠海还是一个水多、滩多、荒凉、闭塞的边防小镇。

严格地说,只是一个稍微大点的村庄。丁字形的两条小街,街两侧是破旧的房屋。没有高层建筑;没有港口集装箱码头;没有歌舞厅、购物中心;没有出口的工业产品,也没有象样的工厂;没有闪烁的霓红灯广告、招手即停的“的士”……服务设施稀少、简陋;日常生活粗糙、单调。凤凰路是珠海历史变迁的见证。建市前,珠海这条唯一的道路不过是一条初级公路。建市后,这条不到10米宽的道路铺上了沥青碎石面。直到1984年邓小平来珠海时,凤凰路两侧除了珠海影剧院以外,几乎没有一幢新建筑建。

1992年的珠海依然是水多、滩多,但热闹、繁华已栖身这个城市。珠海是一座没有城门,没有城墙,没有岗哨的城市。你漫步在街头,南腔北调的声音汇成了这个新兴城市的大合唱。霓虹灯、广告灯、路灯、车灯、节日灯构筑了落日后的不夜城。豪华的购物中心,随意挑拣的超级市场,把来自全世界的商品同时展示。一间间造型不一,色彩不一,格调不一的咖啡厅、啤酒屋、面包屋、海鲜档、美发厅、精品屋、舞厅、时装屋,有如浓装淡抹的佳人,亭亭玉立;你阔步在大街上,一座座耸入云天。气势雄伟的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宾馆仿佛天外巨人,给珠海增加了新的高度。红、黄、蓝、绿色彩新鲜的“的士”随时听候你的调遣,数不清的果摊、瓜店里那南国特有的香蕉、甜橙、菠萝、木瓜随时等着你品尝。

这里没有怀疑的目光,没有冷冰冰的面孔,没有星星满天的冷清。没有节假日,没有空荡荡的大街小巷。这里便是珠海。

货如轮转,人如潮涌。这是广东人常讲的一句话。但梁广大不仅仅追求这些,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又广又大。他要的是一个有个性的城市。在城市建设上,城市的漂亮和舒展是珠海追逐的一个目标。

山与海是珠海的优势,珠海把如何保护这种自然优势作为城市建设规划的前提,并提出了“山水共享”的城市发展方向。珠海市委、市政府认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并不是现代城市的唯一标志。基于这种观念,珠海的城市建筑坚持既不挡海,也不遮山,保持大自然景色的原则。所以珠海的建筑群在空间布局上以多层为主,低层为辅,高层点缀,高中低形成了错落有致的空间构图,使青山绿水成为城市建筑群体的自然映衬,给人留下诗一般的意境。

邓小平浏览珠海城市景观后说:“这里很像新加坡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1992年的珠海,像是吃了伟哥,坚挺,膨胀。

1992年的珠海,并没有被繁华、热闹、漂亮、舒展所迷惑。珠海在放大,珠海在伸展。珠海在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邓小平在离开深圳时对李灏说:“你们要搞得快一点!”谢非听见了,李灏听见了,从珠海专程赶来接邓小平的梁广大也听见了。而且,梁广大不但听清了,还牢牢地记在心里。

梁广大是行动快手。梁湘、黎子流、汤炳权和欧广源全都具有这种风格。珠江三角洲孕育了一批行动的巨人。在这点上,他们都有邓小平性格的影子。

邓小平喜欢他们,他们像勇敢的战士;他们更喜欢邓小平,邓小平是一个指哪打哪的高明、大气的指挥员。

广东学者李权时认为:梁启超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为孔子,南派之魁厥为老子,孔子之见排于南,犹如老子之见排于北也”。按照地区文化内核、边缘二重结构原理划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分属于同一文化总体系中的内核型文化和边缘型文化。在这一种属关系和母子关系的制约中,岭南文化凭借它的地理位置,凭借明清以来岭南发达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凭借它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使得中原的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不断淡化,使得它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容纳力,因而对传统的文化具有较大的游离性和再创造性。岭南文化这种远儒性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说明。唐前期广东没有一个进士,唐后期广东进士仅5人,占全国0.7%;两宋词人广东有6人,占全国词人0.7%,仅在广西之上,而浙江省词人却有216人,占全国25%。二十四史中立传的广东历史人物数字为:唐代3人,宋代7人,明代50人,只在云、贵、桂三省之上。这一方面说明岭南文化发展较晚,较落后;另一方面又说明岭南文化发展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少。正因为岭南文化具有这种远儒性,反传统性,它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域文化来说,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和束缚较少,而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广东从近代起,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康、梁的变法,孙中山的革命,国共两党的合作及北伐战争,都以岭南为起点。

邓小平是老师,梁广大是小学生。开发珠海西区是梁广大的又一个“作业本”。

梁广大想让邓小平看看他的“作业本”,邓小平也想去,也提出了去,随行的医生不同意,邓小平的家人不同意,谢非也不同意。路太远,尘土飞扬,还要过两个渡口。去不成,梁广大只好把“作业本”描述了一番。

西区,位于珠江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四大出海口之间,东与珠海市区接壤,北与斗门县相连,西与台山县、新会县隔海相望,南面临海。水路距澳门10公里,距香港45公里,离国际航道——大西水道1公里。陆地和滩涂面积约500平方公里,大小岛屿33个,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但更重要的是有天然深水港湾。南水镇的高栏岛面积30平方公里,环岛岸线35公里,拥有大小海湾17处,港湾7处。经专家们勘查论证,可建1-20万吨泊位100个,年吞吐能力可达1亿吨以上。建成后可与上海黄埔港、香港维多利亚港并驾齐驱,进入世界大港行列。

梁广大说:“开发西区,死不回头,加快干下去!”

1988年12月,珠海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三灶管理区,管辖南水、三灶、小林三镇。任命以创建白藤湖农民度假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钟华生担任区委书记兼区长。

与其说钟华生是个区长,不如说更像一个“西部牛仔”,他是西部牛仔的头,梁广大只给了他一纸任命书,70多名职工和40万元的开办费。连梁广大都自我解嘲地说:“西区玩的是‘空手道’。”

说起“西部牛仔”,人们大概会联想到美国西部片塑造的骑着骏马戴着牛仔帽,天不怕、地不怕的牛仔群像。珠海西区的“西部牛仔”。他们没有美国西部片那种高度夸张的豪放和剽悍。他们是一群极为普通的人。但他们搬山填海,平地起高楼,创建新城市的胆识,又是美国西部牛仔难以相比的。西区没有金子,没有金矿。但这里每一条刚铺平的大道,每块填出来的土地,每一个海湾却都和“金”字有关。这里有金海岸、金海滩,有金光大道、金岛大道,还有金山别墅和金海滩酒店。我问钟华生,为什么起这么诱人的名字。他回答,我们脚下的土地是用人民币、美元填出来的,是建设者们用血和汗填出来的。这里是珠江出海口,八大海门中就有四个海门流经西区。城区中心金海岸距澳门11海里,离香港45海里;位于崖门口的高栏岛、荷色岛、大岛、三角山岛环绕着一个近100方公里水面的天然港湾,距国际著名航道大西水道仅1公里,内接西江干流腹地桂、滇、黔、粤数省、区,可利用的自然岸线40公里,能开发建设70个1-10万吨级的深水泊位。这样一块地难道不是宝地、金地吗?珠海西区的建设是在国家没有给1分钱的情况下开始的。“西部牛仔”们面对着沉默上百万年的高山和咆哮了上千万年的大海,自筹资金,围海造地,要建设一个新城市。苍天不负有心人。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支建筑施工队,近万人的“牛仔”大军,围海造地,建设海堤、公路、城区和旅游区。到1992年,已投入基建资金2.6亿元,从白滕湖直达金海滩的25公里柏油马路建成通车,高澜港至市中心43公里高速公路路坯基本完成,横跨磨刀门的珠海大桥即将动工,开通了2000门直拨程控电话,金海岸围海造地4平方公里已完成3/4的工程量。

一块荒芜了不知多少年的土地,两年间发生了神话般的变化,奥秘在哪里?在同钟华生交谈后,我找到了答案。西区建设的帷幕一拉开,钟华生就提出了两个具有创造性的见解。一是“集天下之人才、钱财、经验之才,开发西区”;二是“今日借君一杯水,明日还你一桶油”。他解释说,一个地区,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总是有限的,只有充分利用国内外的力量,发展速度才能上去。要想让人来,就必须舍得让大利,让长利,先让利,后得利。借局布势,力小势大。

钟华生不仅仅是“牛仔头”,还是一个超级侃爷,他独具慧眼,捕捉到了西区的优势和国内国外的大好机遇。他坚定地说:“困难不是困境,更不是绝境。”“国家没有钱,民间有钱;境内没有钱,境外有钱。”只要有好的政策,就可以起动中国老百姓和外商手里的巨大金库。有了正确的认识,犹疑、徘徊、彷徨没有了,争论、等待、观望没有了。

1992年,邓小平的“旋风效应”像一股潮湿清新的海风吹拂着珠海。珠海人开始跳出珠海看珠海,论珠海,研究珠海,规划珠海,决策珠海,建设珠海,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努力抢占发展经济制高点,争取更大的主动权和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邓小平离开珠海后,珠海市政府有一个大事日程表。开列如下:

2月12日,大年初九。新年伊始,珠海市委就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这一天距离小平同志第二次来珠海视察离开后还未过半个月。会议一直持续了4天,没有空泛的议论,也没有细微末节的纠缠争执,会议中的议题范围十分广泛,涉及了珠海经济特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经过集思广益,制定了珠海经济特区经济发展“跨世纪”战略。

3月9日,珠海市委、市政府隆重举行“珠海市首届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励大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地方政府给予科技人员最高的物质奖励。

什么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珠海市委、市政府用大胆的举措表明自己坚决贯彻执行小平同志这一英明的论断。继珠海之后,广州、北京、上海等地的主管部门也纷纷制定各种措施,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

4月18日,珠海市政府又隆重举行了高栏港(注:后改名为珠海港)暨日供水量160万立方米的大型供水工程奠基典礼。揭开了珠海按照国际性现代化经济区域的要求,大规模开展能源、交通、通讯和供水等基础设施及相配套的社会事业项目建设的序幕。

8月28日。跨越马骝洲水道的横琴大桥正式开工。这标志着历来与陆地隔水相望的横琴岛将告别摆渡的历史,开始与特区直接接轨,同时也开始了与时代的接轨。横琴岛与澳门水域相距仅几百米,总面积47.6平方公里。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横琴岛被广东省列为90年代四大重点对外扩大开放区域,横琴岛的开发向人们展示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12月28日。珠海机场工地的炮台山用1.2万吨炸药定向大爆破工程一次成功,是亚洲民用工程最大一次大爆破。使珠海机场工程从此进入全面铺开阶段。而在珠海机场建设过程中,被称为“亚洲第一爆”则为珠海在告别难忘的1992年时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不久前,一位经济学家在珠海考察完之后,感慨地说:“这里人人都是经济学家。”

说他们是“经济学家”,更确切地说,是他们人人都有商品经济的头脑。

中国,自从踏上改革开放之路,国门打开了,县门打开了,村门打开了,许多珠江三角洲人也许没有读过厚厚的《资本论》,也许没有进过大学学府,但这一切都没有凝固他们摆脱贫困,扔掉穷帽子的思维。他们的视野开阔,认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一光明大道,坚定不移地朝前迅跑。一大批有经济头脑、有远见、有竞争精神的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在商品经济的摇篮里应运而生。

在今天的珠江三角洲,从市、县政府的头头脑脑到布衣百姓,可说是人人在想着如何发展经济,让脚底下的每一寸土地,让潜在的优势和显露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思考不再属于几个人的脑袋。从腰缠万贯的养鱼种花专业户、日理万机的厂长经理、深谙世道商情的商界人士,到运筹帷幄的各级领导人物,人人身后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动力,促使千万个脑袋去思考发展经济的计策。

2003年,新华社记者钟玉明因港珠澳大桥一事去采访退休后的梁广大。

梁广大说:“现在好了,中央重视,省里重视,港澳重视,一桥拉动,珠三角西部的棋子全盘皆活。不管它叫什么名字,登陆点在哪里,只要快建快通,就好!”

曾经是珠海人苦苦奔忙,到广东省、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大力推进,珠海人跨越伶仃洋的梦想,轮廓一天天清晰,蓝图一天天宏伟,现实一步步接近。从伶仃洋大桥到港珠澳大桥,人们见证了珠海——珠江西岸——广东西部地区战略地位的提高,见证了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的历史进程。

梁广大产生兴建跨海大桥的念头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国家的五个经济特区之一,珠海当时明显表现出发展乏力。宽阔的珠江口阻碍了香港的辐射力,很多外商到珠海考察后感觉交通成本太高,例如,一个集装箱从珠海运到香港需要3000多元,而从深圳到香港只要1000多元。因此,即使珠海在地价方面有所让利,招商吸引力依然不足。珠海作为交通末端,迫切需要加快交通建设。

梁广大说:“缩短与香港的交通距离,是珠海人的梦。最早构思伶仃洋大桥时,主要是根据珠海的发展需要。由于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制约,大桥设想是穿过内伶仃岛登陆香港屯门,因为在伶仃洋水道上架桥,由此取名伶仃洋大桥。”

1992年,国家制订两纵两横高速公路网规划,其中沿海高速公路衔接伶仃洋大桥登陆点。规划中的伶仃洋大桥地位大大提升,不仅仅成为连通珠海与香港,而且成为港澳与内地大通道联结的节点。梁广大说:“这样,伶仃洋大桥就跳出了珠三角西部利益的小框子,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从此,伶仃洋大桥从“珠海项目”提升为“交通部项目”。交通部协调组织有关设计院勘测设计,水利、环保、地质、海洋、气象、航运等十多个部门参与进行可行性论证。

当时,伶仃洋大桥项目引起了港英当局和香港各界的极大关注。1995年1月,中英关于香港与内地跨境大型基建协调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伶仃洋大桥被列为首批协调项目之一。

1998年12月,伶仃洋大桥项目被正式批准立项。梁广大说:“伶仃洋大桥有关资料至少有2吨,现在都封存在市交通局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资金、技术和社会条件所限,伶仃洋大桥最终没有能够开工建设。如今,“跨海梦”从伶仃洋大桥变成了港珠澳大桥,梁广大感到十分欣慰。

在珠海执政15年,梁广大对珠海的一山一水、一路一桥都十分熟悉。他希望大桥既给珠海带来经济动力,又能保护珠海美丽的山水风光和温馨的人居环境。

尽管现在也有人不无调侃地说,珠海现在是一个最说不清的城市。珠海的终端是澳门,珠海只是一个驿站,承认不承认,残忍不残忍,珠海就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深圳因香港而成为特区,珠海因澳门而成为特区。深圳依托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与广州并驾齐驱的珠三角轴心之一,但澳门至今也仅仅是作为珠海的背景而存在,两者并没有出现经济上的融合、协调及共同繁荣。

澳门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一直也有“大香港,小澳门”的说法,澳门经济结构与经济总量都不足以支撑珠海的发展,依托澳门的珠海自然也逃脱不了边缘化的命运。当特区泡沫渐渐消失之后,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边缘化的珠海在世人面前。

退休后的梁广大,依然热情,直率。他说:“对珠海的说法有很多种。好的、坏的都有;赞扬夸奖的有,胡说八道的也有;学理化分析的有,诗人激情般推崇的也有。总之,对珠海的说法,我估计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珠海是一个发育、成长中的城市。”

邓小平到了珠海工业的标兵企业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视察。这家企业凭着自觉、自立、自强的精神,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令同行瞩目的奇迹。公司凭500万元起家,创建两年半就收回了全部投资,并还清了全部贷款。企业经营效益在7年间增长近30倍。几年来,江海公司先后被评为省、市模范集体、文明单位和省级先进企业、广东省企业管理优秀企业,并获得了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和对外贸易部联合颁发的“七五”期间机电产品出口先进集体等称号。

邓小平十分认真地听着公司、总经理丁钦元关于江海公司的发展历史情况的介绍。然后对他说:“你讲得很好。特别是不要满足现在的状况。要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不断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才有竞争力。你们做的是高度的爱国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感谢你们全体职工。”

邓小平在丁钦元的陪同下,慢慢地从生产线旁走过,边走边认真听着丁钦元对每道工序的介绍。丁钦元告诉邓小平,车间里的工人绝大部分是“打工妹”、“打工仔”,但在江海他们享有和其他职工一样的平等权利。为了让他们不仅从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意识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江海公司每年从他们中间评出10%至20%的优秀分子,给予“荣誉股票”和“金牌职工”的奖励。获“荣誉股票”的职工不仅每年可以参与企业红利分配,而且到退休后仍可享受待遇;“金牌职工”则既发金牌,又发证书,如果犯了错误后还可以收回“金牌”。开展“荣誉股票”和“金牌职工”评选活动,不仅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而且还推动了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使江海公司上下形成了比干劲、讲奉献的良好风尚。

邓小平对江海公司的这种探索十分赞赏。他充分肯定地说:“不是有人说姓‘资’姓‘社’吗?你们就是姓‘社’。”说着,邓小平转过身来对梁广大说:“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顿时,周围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很久。

邓小平在参观江海公司后在车上对省市的领导说:“这个厂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因陋就简,很了不起,方向对,方法也对。看得出来,是从艰苦条件发展起来的。要挖掘人才,你们做得对。要不断创造人才,一年365天,都要做这件事,只要有人才,就可以创造出技术,事业就兴旺。”

在车上,梁广大又向邓小平汇报了珠海的国营、集体、个体企业的发展。邓小平听后指出,个体的有局限。分工越来越细,工艺越来越新,一家一户办不了,最终要走集体的道路。农民愿意怎样就怎样,不要搞运动,他们实际上会走向这个方向,最终集体也是社会主义。

这时,坐在一旁的谢非插话说:“家庭承包要稳定很长的时期,通过科技、流通服务来解决家庭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问题,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接着说:“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会带来社会问题。如养老问题,现在老年人多了,光靠社会不行。可以让家庭消化。”

在珠海视察期间,邓小平几次向谢非和梁广大提这个问题:现在的农民每年到底有多少收入?这不是个单纯的统计数字。通过这个数字,总设计师要看看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民的生活带来了多大改善。而他们按这个速度发展,过上小康水平生活又得花多少年呢。汽车继续往唐家方向去的路上,梁广大继续汇报在农村承包责任制问题上社会上又有议论。邓小平听了后即讲:“农村责任制要坚持,一家一户承包有什么不好,不这样怎么会有这个形势!我们国家七八千万残疾人,全国多少老人,哪个家庭都有老人,这些都是靠一家一户照顾和养活的。我们不能学国外搞福利社会。他们已受到很大困扰,靠高税率来保证其福利,但由于高税赋本国生产积极性又受到影响……我们不能走这条路,还是孔夫子说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道理。我国好多问题就是靠一家一户来解决的,都靠社会来解决还得了。”

情系中华民族富裕,魂系神州大地强盛,已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实在令人感动不已。

连日来马不停蹄地参观视察并未使88岁高龄的邓小平感到倦意。深圳、珠海的神速变化令世人惊叹不已。珠江口东西两岸遥相呼应的这两座充满现代气息的特区城市奇迹般地出现,使邓小平提出的“杀出一条血路”,试办经济特区的大胆设想变为中外瞩目的现实。

1月25日,邓小平来到了与澳门一箭之遥的拱北口岸,在粤海大厦的旋转餐厅,可以饱览珠海和澳门的景色。邓小平的情绪高,心情好,处于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

前额闪着亮光的谢非看到邓小平兴趣盎然地望着窗外的风光,用既是表态,又是提问的方式说到:“您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将变为现实。广东处在第一线,广东的情况怎样,影响很大,我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这有个过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10多年的建设使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

邓小平和蔼地接过话题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阳光洒满旋转餐厅,照在邓小平的脸庞上,也照在了谢非和梁广大的脸上。一直在洗耳恭听的梁广大听到这里,忍不住插了一句:“试办特区前,珠海有不少人外流到香港、澳门。生产队长一早起来吹开工哨才发现,队里六七十个强劳动力一夜之间全跑了。有个260多户人家的村子,除了老人、小孩之外,全都跑空了。特区创办后,珠海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过上了小康水平的富裕日子,原来外流的珠海人也纷纷回来了。那个跑空了的村子,除队长一户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没回来,其他260多户人家都回珠海定居了。现在还有些澳门女子嫁到珠海来定居。”

邓小平听完梁广大的插话,又接着思路继续说下去:“这好嘛,说明社会主义能战胜资本主义。”

随着餐厅的慢慢旋转,回顾几千年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回顾改革开放连头到尾不到14年历史,邓小平沉甸甸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接着邓小平用坚定的口气对谢非和梁广大说:“社会主义从总的方面来说,没有错,我们跟着这个路线走,中国永远不会倒,不仅不会倒,而且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飞速发展。从历史长河来说,用那么一百年,社会主义会发展到中等水平。”

提起1992年邓小平视察珠海,梁广大依然是掩饰不住当年那份激动。他说:邓小平历经坎坷依旧痴心如昨,虽说已进耄耋之年,仍然耳聪目明,目光如炬。那天,在返回住地石景山庄的路上,我对邓小平说:“我们的财政收入,从几百万发展到现在的8个多亿了。”

邓小平接过话茬,说了另一个话题:“搞特区啊,当时深圳考虑的是靠着香港,珠海考虑的是面对着澳门。汕头呢,是华侨多。厦门呢,是台湾。我有一个失误,就是没把上海搞成特区。”

旅行车已开到石景山庄主楼的门口。

邓小平的家人说:“行了!老爷子,下车了!下车了!”

邓小平似乎没有察觉到车已到门口。

陈开枝插了一句:“不要,不要下车。”

邓小平继续说道:“这是我一个失误。我当时就没有考虑到上海,上海人多精明哟。”

中午,在石景山庄的小餐厅里,梁广大准备了两瓶陈年绍兴酒。随行保健医生只准邓小平喝三小杯,多一杯也不行。

这次,为此书搜集材料,见到69岁的梁广大,说起此事,梁广大仍是一脸自豪和知足。当时,小餐厅服务员每次走到邓小平跟前斟酒时,邓小平都伸着两个指头轻敲着桌面说:“斟多点,加满,加满。”他知道,医生限制他喝酒,服务小姐再少倒点,三杯不就变成二杯了。

邓小平问准备敬酒的梁广大:“你来这里多长时间了?”

梁广大说:“我是1984年来珠海当市长,已经8年了。”

王瑞林说:“珠海就是在他手里搞起来的。”

邓小平高兴地说:“很好嘛!”

梁广大还是习惯称邓小平为邓书记,从1984年一直称呼到1992年。他说:“邓书记,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贯彻到底。”

邓小平笑了笑说:“我的讲话可能有点用,但我的作用就是不动摇。”

谢非激动地连连点头:“这是最重要的。”

梁广大又补了一句:“我贯彻到底,我不会动摇。”

接着,梁广大把酒一饮而尽。

当天晚上,陈开枝在整理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材料的时候,把这天谈话的内容完整地整理进去。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央决定建浦东新区,实行比特区更“特”的政策。1981年,广东有一个人,就猜透了邓小平的心思,他就是任仲夷,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上海有可能是下一个再造香港的首选地。

其实,邓小平在车上谈的“上海开发晚了。”谢非是第一次听到,梁广大也是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心里有数,哪些做了,就不再说,哪些说了,还没做,就还得说,还得讲。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在上海过年,就谈到上海开发的问题。他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确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算帐,只算大帐,不算小帐。

取小遗大,卒之利,将之累,帅之害,功之亏也。

1989年5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首次来中国访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受到“特殊”的欢迎。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十几万学生,原定欢迎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广场举行,因为秩序混乱,这个头上长着一块像缩小的世界地图的苏共元首只好改由西门进场。

邓小平和他握手、寒喧过后,直截了当地和他算了一笔老帐。这笔帐,有历史学家算过,有文人墨客用激扬的文字算过,但作为中国和苏联最高元首的会面,这还是第一次。

邓小平单刀直入: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1931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32年在中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中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烦则乱,不烦则治。

治大国若烹小鲜。鲜,鱼也。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治国烦则乱,治身烦则精散。

二十世纪的最后15年是极富戏剧性的15年。从1988年到1990年的三年时间,东西德统一,中国的六四事件,苏联的解体,居住在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发现,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拳击手:美国、苏联。一个躺下了,一个疲惫地站着。冷战结束了。持续了40年的冷战结束了。后冷战时代开始了。

美国这个以鹰为标志的民族,在广袤的天空中失去了捕获的猎物。又扇舞着黑色的翅膀,跨越了茫茫大海,浩翰沙漠,无人戈壁,重新将捕猎点对准了中国。

首先让中国人感到不舒服的是耳朵,各种各样的声音,柔和的说法是不友好的声音,情绪化的说法是妖魔化的声音开始敲击着中国人的耳鼓。其次是眼睛,各种被重新剪裁过的电视、电影画面加上奇怪的解说,开始在天空飘荡。

一场由美国为发源地,以中国为接受地的“妖魔化战争”拉开了帷幕。尽管时强时弱,但从未间断。我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就注意到这种现象,这是后冷战时代的一种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是中美关系中必过的一座桥,还是无法回避的一条小溪;是意识形态问题,还是经济利益问题;妖魔化是一种民族情绪,还是一种强国态度;是一种偶然品尝的小菜,还是常备的家常便饭;是由于地缘、种族的隔膜带来的陌生化,还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共戴天的“宿敌”?

一位叫叶自成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重大的国际战略机遇期。中国在这三次机遇面前的表现是不同的,因而给自己造成的后果也各不相同:第一次是有条件抓住却没有觉察而错过,结果开始了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历史;第二次是强烈意识到了机遇,并进行相当的努力,但终因没有把握关键重点而再次错失,其结果是中国在“千古变局”之下,不但进一步落后于西方,而且还被近邻日本甩到后头;第三次机遇期到来时,中国最初的意识并不清晰,最终可谓把握了一半,仍然没有实现中国复兴的梦想。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给他们算了一笔国际形势帐。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

要维护我们独立启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

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任何同样的事情,都能有100种说法和解释。就像月份,本来就是极简单的小事,但中国人给十二个月都有不同的叫法:

一月:正月、首月、孟月、端月、孟春、初春、始春、元春;

二月:如月、杏月、仲春、早春;

三月:病月、桃月、季春、炳月、三春、阳春、暮春;

四月:余月、清和月、槐月、孟夏;

五月:皋月、榴月、蒲月、仲夏;

六月:且月、荷月、伏月、季夏;

七月:相月、巧月、霜月、孟秋、桐月;

八月:壮月、桂月、仲秋、中秋月;

九月:亥月、菊月、季秋;

十月:阳月、小阳春、孟冬;

十一月:辜月、蓖月、仲冬;

十二月:涂月、腊月、嘉平月、季冬。

就好像人有乳名、绰号、辈名、学名、别名,有诗意的叫法,也有写实的叫法。

一叶知秋,中国文化的渊源流长,中国历史的曲折状态,像无数破碎的镜子构成了一条宽阔的波光鳞鳞的水面,里面有过去的倒影,有未来的轮廓,有现实的影像。

一个伟人在世,补药多,一个伟人去世,泄药多。历史从来如此,死后能补少泄的,几乎很少,邓小平是个例外。

太刚必折,太直必蹶。激石成火,激人成祸。夫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能忍人所不能忍者,才能为人所不能为。

邓小平认为,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就坚持干下去,坚定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怎么说。

写到这,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二千年前,有个叫孔子的老人也是这么执着。

夕阳西下,天色渐暗,人们都休息了,只有孔子一人还在屋里聚精会神地弹奏着。他只是反复地弹奏一支曲子,越弹越有兴趣,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孔子的老师师襄听着,知道是好学不倦的孔子在弹琴了,按说,他已经弹到如此娴熟的地步,完全可以换另一支曲子了,何况这支曲子他已经练了十多天。这样想着,师襄便进到屋里,俯下身子对孔子和蔼地说:“根据你现在弹的水平,可以换一支曲子了。”可是,孔子却缓慢地抬头对老师说:“老师,还是让我多弹弹这支曲子吧!”师襄连忙解释说:“这支曲子固然好听,可是,好听的曲子还多着呢!”孔子说:“我知道好听的曲子很多,但这支曲子我还只会弹谱子,并没有真正掌握弹奏技巧。”说罢又认真弹起来。师襄被孔子精益求精的学习精神感动了,只好同意他继续弹这支曲子。

他弹啊弹,时而停下来认真思考,时而又兴致盎然地弹奏起来。过路的人听到这美妙的琴声都陶醉了,有的人还在打听这是谁弹得这么动听。听到人们的赞扬,师襄高兴极了,他走到屋里对孔子说:“现在你已经掌握了弹奏的技巧,该换一支新曲了。”说罢要给孔子示范新曲子的弹法,孔子连忙站起来恭敬地对老师说:“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理解这曲子的内在含义。老师,你看呢?”师襄意味深长地说:“你是说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曲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吧?”

以后,孔子还坚持弹这支曲子。深夜,人们都在酣睡,孔子还在轻轻地弹奏这支曲子。师襄被他的乐声所吸引,也被他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所感动,便走到他的身边告诉他说:“听你的弹奏,已经完全把曲子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了,赶快学新的曲子吧!”谁能料到,孔子谦虚地说:“我还没能想象出作曲的人是怎样一个人呢!”看到孔子的认识水平又达到了新的境界,老师暗暗赞许。孔子不说话,一遍又一遍地弹起来。他的表情随着乐曲的旋律在变化,时而凝思,时而远望,时而微笑。又过了好多天,他终于对老师说:“我现在看见作曲的人了!我还知道他的为人呢!”老师高兴地问:“你快说说看。”孔子两眼凝视前方,从容地回答:“他身材高大,脸庞黝黑,目光炯炯,仰望前方,胸怀理想,感化四方。这个人就是周文王啊!”老师激动地说:“这曲子正是‘文王操’啊!”

据记载,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教育家、哲学家,而且是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和最有影响的音乐家。孔子的音乐生涯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少年习乐。孔子生于礼乐之邦——鲁国,鲁国丰富的传统礼乐从小给予他有利的社会熏陶。自幼贫贱的生活,迫使他当吹鼓手,接触到了民间倡优和民间音乐。

中年教乐。从30岁到50岁这20多年中,孔子主要从事教育,他把音乐教育明确规定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的第二位。孔子教学数十年,乐教持之以恒,在陈绝粮7日,仍抚丝而歌。

老年采乐。从55岁到68岁这14年间,孔子带领一班弟子周游列国。谋求政治出路,虽然在政治上没被重用,但在“周室微而礼乐废”的社会动乱中,出于他礼乐治国的愿望,在古代音乐的观察采访,搜集整理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晚年正乐。孔子晚年“自卫返鲁,然后正乐”,整理,研究了我国古代的音乐文化遗产,如《史记》所说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强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间述”。删定《诗》是孔子正乐的主要贡献。

孔子一生在乐音实践中,不但通晓八音,作乐谱曲,善歌善舞,知音知律;而且知善知美,是位有卓越见解的音乐理论家,他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充分肯定了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

邓小平也是一个音乐家,他演奏的是另一种音乐,这种音乐正不断地放大,回旋。随着历史的进展,听到这种音乐的人和国家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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