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修就是孔德修——原厂长孔德修访谈录

2019-09-29 16:42     编辑:李斌

人物简介

孔德修:1929年出生,河北省献县人。1947—1959年,先后任牡丹江铁路工厂工会主席、中国铁路总工会指导员、区副部长等。1959年调二机部八局。1960—1963年,任中共信阳县委书记、市委书记。1963年调二○二厂,先后任厂办副主任、副厂长、厂长等职。

“文革”当中,造反派批判孔德修,说他就是要搞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所以叫他“孔老修”。当年孔老修这个名字知名度很高,甚至超过了他的本名孔德修。他很达观,有时也解嘲一般叫自己孔老修。他多才多艺,喜练气功,离休之后琴棋书画兼修,功力大进。他的字画在二○二厂颇有些名气,曾任包头市老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记者:

孔厂长,我们想找你们这些老领导、老专家、老工人采访一下你们早年来二○二厂工作的情况。

孔德修:

我来厂时还没有全建完,还剩了一部分,我来得晚。我是1963年7月份来的,来的时候建厂的雏形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就剩51号系统,就是所谓的咱们二室那个系统,还有就是新的十二车间,这个没建,我来了以后参加了这方面的建设。这是我来厂的情况。1984年、1985年我就到二线了,当顾问一直到1989年。刚一来我是当办公室主任,1963年来的,我是从部里调下来的。

记者:

您在铁路工作过?

孔德修:

我是1948年从东北铁路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分到牡丹江铁路工厂,那时咱们这个党还没公开呀。

记者:

地下党?

孔德修:

哎,地下党,那时候还没公开嘛,我到那儿去就干工会工作,以后直到副主席、主席。那时候党的活动一般通过工会发动,我在那儿从1948年一直干到1952年,在那儿当主席。因为我工作表现得比较好,就调到全国铁路总工会。我是从基层调到铁路总工会的,在宣传部里,那时候叫指导员。我在那儿当指导员管宣传搞教育,以后又从那儿到工厂区委员会,就是铁路总工会下面专门管全国各个铁路工厂的。

记者:

这等于是专业工会。

孔德修:

对,因为我是从工厂出来的嘛,我到那儿去当宣传部长,搞了几年,1958年以后就调到了核工业部。那时候咱们部里正是大发展,需要干部,从全国各个地方选拔最优秀、最年轻的干部,那时候不能超过35岁的。在核工业部待了3年,我那时候就在核工业部的干部局,也还是搞教育。

记者:

您那会儿怎么不留在信阳呢?留下来多好,那时就是县委书记,现在不得是省级领导?

孔德修:

因为终归咱们不是从农村出来做农村工作的,咱们是做工业工作的。

记者:

哎,杨桂增书记是不是也去过一段?

孔德修:

他也去过。他是在信阳地委当办公室主任。

记者:

那您在总工会的时候张诚也在吧?

孔德修:

我在铁路总工会,张诚在全国总工会,那时候不认识,来这儿才认识的,后来他也是支援核工业部建设。那时候中央命令要谁给谁,全国选拔,包括领导干部、基层干部。

记者:

一路绿灯。

孔德修:

哎,绿灯。那时候要求特别高了,年轻有为,政治条件好,业务条件好,都选拔这样的干部。

记者:

您来的时候知道是搞原子能这个事业的?

孔德修:

知道。人们那时候就是讲支援核工业建设,全国选拔年轻干部。所以咱们厂的人实际上也是全国四面八方来的,包括领导干部、技术干部,包括优秀的工人。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厂的职工素质好呢,因为他基础就好,是这样选拔来的,所以他素质基础也好。我来时工厂具备了基本一个雏形,我来这儿后当办公室主任,那时候咱们的干部都是降格使用的。

记者:

那会儿厂长还是张诚?

孔德修:

张诚,我来的时候是张诚。

记者:

就是给他当主任呗。

孔德修:

当主任。

这个厂办主任也是厂的主要领导之一,核心领导。

记者:

对,起码能写、能协调、能办事。能写字、能办事才能当办事主任。“文革”时期咱们军管会有个苏受锷吧?是不是他一直是军管会主任?他是一个师级干部?

孔德修:

师级干部,苏受锷,实际也没多久,后来苏杰就恢复了。

记者:

他是什么?是炮兵还是陆军?

孔德修:

不知道。我们那时候都在下面,也没法过问这个事。

记者:

1964年邓小平他们来那会儿您在不?

孔德修:

在。

记者:

您把这个事给说说呗。有些细节最好不过了,现在这个细节都不知道。

孔德修:

邓小平,还有乌兰夫,还有谁了?

记者:

有彭真,是吧。

孔德修:

对,这几个。来了之后,一个是领导先介绍介绍厂里的情况,另外一个是看了看实物,把咱们那个部件抬到二楼会议室。

记者:

是安厂长给他们抬去的吧?

孔德修:

抬到二楼会议室他看了看,他说这很好啊,说你们搞得挺好的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咱还没合影呢,那时候咱不注意这个事,不像现在这个东西很注意。

记者:

对,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孔德修:

那个时候没有意识,没有留,没有想。

记者:

那会儿说是不让照相,怕泄密。

孔德修:

泄密倒不怕,就是思想上没有留念啊留名啊这些事,没有这个思想,你想要留名,我这个办公室主任肯定安排这个事吧。没有,只是搞好保密,保护好首长的安全,因为人家没住在咱们厂。

记者:

住在青山小宾馆是吧。

孔德修:

哎,小宾馆。

记者:

说都带着夫人?说是陈毅和邓小平都带着夫人。

孔德修:

对,带着,不过她们好像没看这个,就是几个领导在二楼会议室,开始张诚他们介绍情况,看了看实物,就走了。

记者:

后来有些领导,像聂荣臻呀、乌兰夫呀单独来了好几回,还有张爱萍。

孔德修:

他们来也就是和这个差不多,来了汇报汇报情况,有时候看一看就完了,也不搞什么欢迎仪式。

记者:

请吃一顿饭,完了在招待所坐一坐?

孔德修:

都不搞这些,人家来有车有保卫人员,甚至在你这儿饭都不吃。

记者:

给饯行是吧。接风、饯行这是最基本的。

孔德修:

领导来咱们这儿的不少,包括部长来过多次。这就是我当办公室主任这么一段,也参加了一些会战、检查,这些事我一般都参加了。

记者:

“四清”那会儿您就当副厂长了吧?

孔德修:

没有。我那时候还是办公室主任。

记者:

噢,苏杰来那会儿您还没当副厂长呢?

孔德修:

不是被关了一段嘛,关了一段回来以后平反,平反之后我才当的副厂长。这个中间呢我到三室当过书记,到二室当过书记,那时候我也这样理解,人家领导对咱们光培养办公室主任不行呀,得到下边二室、三室。三室那是轻材料,二室是搞元件的。在三室那段搞了个干法试验,这个是我抓起来的。从北京五所还调来一批干部,部里专门下了个文件,咱们过去都是湿法铀化工,以后搞干法试验。咱们试验搞成功了,成功之后我们没用,八一二和八一四那几个厂用了这个干法。从调人到实验,这个搞成了,这是咱们搞的。在二室那会儿搞了一个493的会战。

它这个工艺很难制作的,因为它外边包皮中间夹馅,中间它还有三条筋,怎么让这个夹焰和这个筋很均匀地生产出来,这是关键。要不均匀,它在里头发热就不一样,很容易把这个管烧坏,所以当时咱们组织了这个会战,技术员和工人共同攻关。我看了咱们厂材料,没有把梁德兹写出来,梁德兹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大作用。我们就是用手工抠出来这个模子,经过反复试验,结果成功了。这个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我们应当属于世界一流的。就是那个实验室做出坯子以后,刻出模子挤压成功的,所以梁德兹你们要写写,过去好像没有人家梁德兹这个名字。

记者:

没有。比较熟的名字是张永禄,他是老人了,他组建的二室。

孔德修:

他是从四○一来的,当所长。

记者:

张永禄、王福山他们前后来的是吧?

孔德修:

对。

记者:

蒋述善没在那儿待过吧?

孔德修:

没有,蒋述善是三车间的。

记者:

王世明、蒋述善他们在一块。

孔德修:

蒋述善是三车间的工程师,还有谭家秋。

记者:

嗯,谭家秋,对。

孔德修:

王福山、谭家秋,实际上谭家秋是管技术的,王福山是管行政管理的,我是当书记的。那一段搞了一个会战,把这个模子刻出来了,最终把这个元件生产出来了。

记者:

嗯,是。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孔德修:

他不是大学毕业的,他就是个工人。

记者:

技工,应该属于高级技工。

孔德修:

所以说咱们是技术员、工人相结合嘛,这是咱们二○二的传统。

记者:

对,别给人家漏了。

孔德修:

实际上他这个功劳很大的,我特意跟你们说,我看了你们的资料。

记者:

没有,没给人家记。梁德兹。

孔德修:

梁德兹,这是个老工人。

记者:

家是什么地方的?

孔德修:

是山东还是东北的,我记不清了。这是一个很实在的老工人,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工人是很钻心很用心的,为了这个事业,多少日子不休息,苦战弄出来这个东西。当时搞出来这个东西,咱们在世界上也应当是一流的,493元件当时是一流的,至于其他的小元件那都是控制棒呀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一提的是493,那时候我在那儿当书记。

记者:

那会儿李妙秀已经到三车间了?还在三室呢?

孔德修:

三车间。

记者:

那刘允斌您也认识吧?

孔德修:

认识呀。我当书记,刘允斌当三室主任。

记者:

噢,你俩还搭过班子。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好?

孔德修:

刘允斌这个人没有架子,不像是国家主席的儿子,是个很朴实的人。对人也很好的,所以我们搭班子也搭得挺好的。后来他到三车间,杨道亨到三室当主任。

记者:

嗯,杨道亨是湖南人。

孔德修:

杨道亨也是咱们厂的副总。我和他还搭了一段,开始是刘允斌,后来是杨道亨。那时候三车间正式生产试验,就把刘允斌调三车间去了,杨道亨来到三室。这不就是在二、三室我都搞了之后,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平反,我就提了副厂长了,1972年底1973年初吧。

记者:

您在三室的时候,程志翔、吕敬居他们都在三室吧?

孔德修:

程志翔是分室主任。那时候技术人员不少,从北京五所调来一些技术员。

记者:

三室这些知识分子不亚于二室吧?只是人少点。

孔德修:

人少点。那个大楼也是新建的,51号系统后边,包括那几个新厂房,都是后建的。

记者:

那刘允斌有啥故事没?你们一起有啥故事没?听说刘允斌能抽烟?

孔德修:

能抽,他爱人李妙秀也很朴实,她生了两个儿子。

刘允斌没经历过批斗这些,所以他就想不开了。他不像我们这些人,再怎么弄,反正共产党不能冤枉好人,是吧,再怎么弄,我没那个事,最终还得给我平反。所以我关在“牛棚”,三室那些人还骂我一点不少吃,吃窝头还吃两个。哈哈。

记者:

该吃得吃,该喝得喝。

孔德修:

该吃吃啊,咱们从小受过苦啊。人家吃剩那个菜汤底搁点白菜帮子,就那么一剁,再给你两窝窝头,就吃这个。他们管我叫孔老修,三室那些人说他还吃得下去,比平时比别人都吃得多。我说我自己心里有数,该吃得吃,该喝得喝,反正我觉得吃窝窝头挺好的,因为咱们从小就是吃窝窝头长大的,吃大饼子长大的,这算啥呀。他呢受不了这些,所以就想不开了。当时我们专门到那儿去看,那不是有个过下水的过水道吗,涵洞,在那个涵洞里,他抽了好多烟头,那就是他思想在斗争。挺可惜的,我们在苏联培养一个专家不容易。他想不开,他不像我们这些人,经历过这样的风险,他没经历过,想不开。

记者:

才四十二三岁,你看看,因为他死时候孩子还小啊,下了大决心了。

孔德修:

很小啊。

记者:

那个老二刚一岁吧。

孔德修:

嗯,一两岁小孩嘛。

记者:

哎呀,这下了大决心了,要不这种决心也是难下啊。

孔德修:

我记得老工人什么的家属刚来,他都亲自让人去接。

记者:

说是他亲自骑自行车到青年农场去接过这些来的人。

孔德修:

他这个人对人很好的。

记者:

您那会儿也抽烟,是吧?

孔德修:

我不抽。

记者:

您那会就不抽?

孔德修:

我以前抽,那时当县委书记、市委书记,那时抽的好烟。到这儿正赶上困难呢,没有烟,有时候抽树叶。我说不抽了,所以来二○二厂我就不抽了,说不抽我就马上不抽了,所以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抽烟。

记者:

哎呀,您这毅力真可以。

孔德修:

说不抽,真的以后一根烟也没抽过。我不是吹嘘,我这个人对什么事都非常认真,要做就做好,要不做就别做。性格就这样,要求人也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当领导之后啊,咱们厂逐渐开始生产,决定转向经营为主,技术攻关已经过了。以前搞过很多大会战,包括基建,所有的地基都是我们发动党团员义务劳动,利用礼拜六、礼拜天挖出来的,一个动员,马上很快就挖完了。你要等着用民工挖就时间长了,咱们这一个大会战呢,一两天就挖完了。那时候咱们开始工业学大庆,就是搞革命会战,用大庆的经验搞会战,包括技术啊、攻关啊、生产啊、建设啊,咱们各条战线就都形成了,开始逐渐转向生产,我这时候就开始当副厂长,主要抓管理。那时候咱们提出叫“三全”嘛,全面质量管理、全员培训、全面经济核算,就搞这个“三全”。像这个经济核算,二车间那个“一厘钱”精神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抓的点儿。他们算到“一厘钱”,所以在咱们全厂推行这个东西,全面搞经济核算,不浪费一点钱,所以我们生产成本各方面就下降了。包括相应的经济活动分析,开始搞这个东西,每个月搞一次,就是看你这个月生产情况、经济活动情况怎么样,具体分析。这样一来,我们全厂成本逐渐降低,所以我们这个效益就相对好点,这是经济核算从“一厘钱”算起,通过经济活动分析来抓这个事情。还有个全面质量管理,每项工作都要有质量标准的要求,全厂开展了QC(质量控制)活动,所以我们质量也上去了,都拿了部里、国家的金奖。

记者:

咱们还是包头市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包头市还提出个口号“向二○二厂学习抓全面质量管理”,还下过一个文件是吧?

孔德修:

对,包头市下过,部里也下过。

记者:

作为典型,部里也下过?包头市那个文件我见过。

孔德修:

包头市下了,部里也下了,所以我们许多产品都获得了国家或部里的金奖、奖章。这是搞了全面质量管理从QC小组抓起。还有一个就是全员培训,为全员培训我们建起来这个培训楼,那时包头市咱们是第一家建培训楼,业余学习、业校、培训,提高职工的技术、思想。那时候凡是上包头市开会,苏杰一般不去,他不去我去吧。包括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第一个大庆式企业,我们都获得了殊荣。还有一张我和张玉荣一起参加会议的照片。

记者:

参加全国那个工业学大庆会议是吧。

孔德修:

嗯。那时候我是副厂长,苏杰他抓这个事,是我开始抓了这个三项管理。这样我们除了单项的荣誉之外呢,整个效益好了。我当厂长这几年,我算了算,那时候我们大概给国家盈利一个多亿。那时候的一个多亿,不是现在的。

记者:

那是个天文数字。

孔德修:

所以咱们这个厂在核工业部、在市内都是有名的。我这个管理全面抓,包括咱们公园怎么建起来的。

记者:

对,您好好给说说公园这是咋回事。

孔德修:

公园是怎么建的呢?那时候我就觉得下班之后,包括平时,咱那孩子就立着砖头打瓦块,这是他们最好的游戏,什么都没有。你说孩子干啥,就干这个,我说这个孩子也得想点办法吧。其实做不是我做的,是张福德、王烈他爸这几个老工人干的,这几个老工人有特点,有点脾气。

记者:

对,张福德我接触过。

孔德修: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他,都不要他,我说不要我来要。我那会儿是管基建的,我说放我这儿来,我发挥他们的作用。所以包括张福德他们,我说的话他都听,我说这个人呢,你不要看他有点脾气,你看他有本事。

记者:

对,有本事都有脾气。

孔德修:

能干事,干事你就发挥他的特长嘛,这就是用人之道啊,是吧。哎,我说张福德你去建个公园,张福德自己设计,自己带着人就把公园给建起来了。

记者:

这基础还是人家那会儿的基础。

孔德修:

开始这还有点故事呢。部里看见了批评我们,说你们怎么乱花钱,我说我们没花多少钱,你看我们的人工湖都是全厂职工义务劳动,大家去挖的。

记者:

除了“人造卫星”那个花钱了,剩下都是单位赞助的,包括那个船,那不都是各单位焊的吗?

孔德修:

我说我们没花钱,后来他们又说咱们公园建得好,我心里说批评我也是你们,现在说好还是你们,反正嘴长在你们那儿,你们怎么说怎么有理。哈哈。包括咱们的游泳池。

记者:

游泳池也是那时候建的,您当厂长吧?

孔德修:

我说孩子们也没有啥,咱们弄个游泳池。你说孩子有啥活动,游泳池我说建,那个倒花了点钱。

记者:

那个在包头市是属于最好的,在当年。

孔德修:

当时那是第一家,别人没建,咱们第一家建的。我不是跟你说嘛,培训楼也是我们第一家建的,后来一机二机也跟我们学,他们也建。咱们为什么在包头市有名,因为咱们在前头走了的,他们不得不佩服。还有那个人工湖,没搞好也怨我,当时咱们注意不够,没有注意防水,它漏啊,为了节省钱,拉了点黄泥把它放进去,所以它渗透。我的计划就是把人工湖弄起来之后,弄一些船,到时候孩子们礼拜天、大人下班后到下面去划划船,这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后来这个漏就没办法,后来我一下来就没人管这个事了。

记者:

当年还没有底下铺那个厚塑料薄膜那个技术呢。

孔德修:

用点水泥也好啊。后来我下来说了一遍,人家也不动弹,不动弹算了,就不说了,你说这干啥,是吧,你下来了你还管这个事啊。我要在位早就弄好了,我这不是吹牛,那人工湖早就弄好了。我说这个意思,是当领导你得各方面照顾到,不是要你亲自去做,你要点到,你要看到。所以我当厂长那时候啊,我不是坐办公室的,我每天到处转,到处看。我就讲这个领导,什么事情你以身作则,那群众自然信服,他就去做。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人的思想都往金钱看,人际关系淡薄,孝敬父母啊,友善啊这些事情,都和我们过去差多了。中央也讲这个事,但是为什么做不到?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当然咱们国家建设发展这是好的,但是在这些问题上不行。所以海灯法师讲了,他说要抓教育,从小孩开始就得做,过去为什么学《弟子规》呢,《弟子规》从小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做人、孝敬父母,你连父母都不孝敬了,你还能做好事情吗?现在我们很多人就是不孝之子,兄弟之间没有亲、爱这个关系。

还有这个作假,中央也在讲,但是这个根儿你抓不住就解决不了问题呀。另一个就是从领导本身做起,从你带头做起,你这样带头做,那底下干部是不是也跟着学呀。

记者:

毛主席那会儿,打仗把儿子派到前线去。包头没人来,刘少奇就让儿子去那儿,这个表率作用谁敢不服啊。

孔德修:

就是啊,毛主席穿衣服补丁摞着补丁,他就自己做。我当厂长这一段主要是抓了管理,从技术上、从质量上、从人员上的管理,那段之后咱们厂各种卫生条件都在变化,工人村的环境啊,咱们工人村不是乱糟糟。后来我说咱们建凉房,咱们在包头市也是第一家。

记者:

噢,第一家,就是别乱堆了,有菜窖。

孔德修:

有个菜窖。

记者:

原来都往楼房下堆了。

孔德修:

有个放的地方,所以这也算管理吧。我那时候主要是抓管理,使我们厂经济效益很好。

记者:

您那会儿的前任是李德逊书记吧?

孔德修:

李德逊。

记者:

李德逊那会儿是一肩挑了一段,是吧?

孔德修:

嗯,当了一段。当了一段以后我就当了,他当书记了。1973年我当的副厂长。实际好多事情都是我抓的,很多主意是我出的,这样一直到1984年,调整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咱们这个知识水平可能不如本科大学毕业的高,我就当了顾问。

记者:

那时候提倡干部“四化”,首先得有文凭。

孔德修:

我那时候上的那个大学,是咱们刚一解放建设起来的,需要人才呀,不可能像现在正正规规学四年,那时候很需要人才。不像现在上四年本科,需要干部就分配了。

记者:

您祖籍是河北是吧?

孔德修:

河北。

记者:

那您小时候在河北?

孔德修:

不是,小时候在东北齐齐哈尔。

记者:

是闯关东过那边的?

孔德修:

不是,后过去的,我父亲从小闯关东,后来就跟着出去。

我在小学、中学考试成绩没下过前三名,都是第一名、第二名。我虽然上学晚一点,但是我那时候知道用功啊,所以学习成绩一直是很好的。为什么说我做工作一帆风顺呢,因为我工作都是非常认真的,只要是我看准的,我一定要做好,看不准我不做。我这人性格就是这样,所以我要求别人、要求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当顾问从1984年到1989年,当了几年。

记者:

离休是60岁整。

孔德修:

不到60岁。

记者:

那会儿王宝海是革委会副主任吧?

孔德修:

王宝海属于“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工农兵学员,上清华也没学多少,他回来这儿就叫机遇,赶上这个机遇了。

记者:

他是不是小学毕业呀,初中毕业就上了清华。

孔德修:

王宝海这个人本质是个很好的工人,要不为什么送他去上大学呢,他是很好,但是他这个基础不行,他不可能学得很好。

记者:

人还是不错。

孔德修:

人是好人。王宝海这个人工作认真,思想品质是非常好的。

记者:

上大学时候人家写H,他说工字写倒了。

孔德修:

出现点这样的问题也没什么奇怪,我们只能说这是时代造成了这种情况,不是这个人不好。包括李交其这些人,斗我都很厉害,我出来之后对他们照样很好。我的思想是什么呢,他们在那个时代不得不那样做,他也不是坏人故意要整你,所以别人说孔厂长他们那会儿那么整你,你还跟他们挺好,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人和人的关系不就这样吗,他在那个情况下不得已才造你的反、斗你嘛。

我想我的身体条件好,是我年轻时自己注意身体锻炼的。我虽然不胖,但是我的身体素质很好,直到现在你看我的身体,虽然我摔了跤,但是我没有病啊。

记者:

哎,孔厂长,是不是这个古韦的级别原来比张诚也高?

孔德修:

他过去是哪个盟的盟委书记,犯了点错误降职了。

记者:

说是降过两回还是三回,就是把他那个级降下来了。

孔德修:

要在那个盟里一提他,那老百姓都知道他,这个人也是挺有能力的,当时处理事情挺有办法、挺有能力。

记者:

这是历史。

孔德修:

这些领导我从来都不评论,因为你今天要我说说我就说说,平时我从来不说。有些事群众有意见,我还给他们做解释,我说现在让谁当厂长也不容易。(田炳信/刘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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