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修就是孔德修——原厂长孔德修访谈_包头新闻网

人物简介

孔德修：1929年出生，河北省献县人。1947—1959年，先后任牡丹江铁路工厂工会主席、中国铁路总工会指导员、区副部长等。1959年调二机部八局。1960—1963年，任中共信阳县委书记、市委书记。1963年调二○二厂，先后任厂办副主任、副厂长、厂长等职。

“文革”当中，造反派批判孔德修，说他就是要搞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所以叫他“孔老修”。当年孔老修这个名字知名度很高，甚至超过了他的本名孔德修。他很达观，有时也解嘲一般叫自己孔老修。他多才多艺，喜练气功，离休之后琴棋书画兼修，功力大进。他的字画在二○二厂颇有些名气，曾任包头市老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记者：

孔厂长，我们想找你们这些老领导、老专家、老工人采访一下你们早年来二○二厂工作的情况。

孔德修：

我来厂时还没有全建完，还剩了一部分，我来得晚。我是1963年7月份来的，来的时候建厂的雏形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就剩51号系统，就是所谓的咱们二室那个系统，还有就是新的十二车间，这个没建，我来了以后参加了这方面的建设。这是我来厂的情况。1984年、1985年我就到二线了，当顾问一直到1989年。刚一来我是当办公室主任，1963年来的，我是从部里调下来的。

记者：

您在铁路工作过？

孔德修：

我是1948年从东北铁路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分到牡丹江铁路工厂，那时咱们这个党还没公开呀。

记者：

地下党？

孔德修：

哎，地下党，那时候还没公开嘛，我到那儿去就干工会工作，以后直到副主席、主席。那时候党的活动一般通过工会发动，我在那儿从1948年一直干到1952年，在那儿当主席。因为我工作表现得比较好，就调到全国铁路总工会。我是从基层调到铁路总工会的，在宣传部里，那时候叫指导员。我在那儿当指导员管宣传搞教育，以后又从那儿到工厂区委员会，就是铁路总工会下面专门管全国各个铁路工厂的。

记者：

这等于是专业工会。

孔德修：

对，因为我是从工厂出来的嘛，我到那儿去当宣传部长，搞了几年，1958年以后就调到了核工业部。那时候咱们部里正是大发展，需要干部，从全国各个地方选拔最优秀、最年轻的干部，那时候不能超过35岁的。在核工业部待了3年，我那时候就在核工业部的干部局，也还是搞教育。

记者：

您那会儿怎么不留在信阳呢？留下来多好，那时就是县委书记，现在不得是省级领导？

孔德修：

因为终归咱们不是从农村出来做农村工作的，咱们是做工业工作的。

记者：

哎，杨桂增书记是不是也去过一段？

孔德修：

他也去过。他是在信阳地委当办公室主任。

记者：

那您在总工会的时候张诚也在吧？

孔德修：

我在铁路总工会，张诚在全国总工会，那时候不认识，来这儿才认识的，后来他也是支援核工业部建设。那时候中央命令要谁给谁，全国选拔，包括领导干部、基层干部。

记者：

一路绿灯。

孔德修：

哎，绿灯。那时候要求特别高了，年轻有为，政治条件好，业务条件好，都选拔这样的干部。

记者：

您来的时候知道是搞原子能这个事业的？

孔德修：

知道。人们那时候就是讲支援核工业建设，全国选拔年轻干部。所以咱们厂的人实际上也是全国四面八方来的，包括领导干部、技术干部，包括优秀的工人。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厂的职工素质好呢，因为他基础就好，是这样选拔来的，所以他素质基础也好。我来时工厂具备了基本一个雏形，我来这儿后当办公室主任，那时候咱们的干部都是降格使用的。

记者：

那会儿厂长还是张诚？

孔德修：

张诚，我来的时候是张诚。

记者：

就是给他当主任呗。

孔德修：

当主任。

这个厂办主任也是厂的主要领导之一，核心领导。

记者：

对，起码能写、能协调、能办事。能写字、能办事才能当办事主任。“文革”时期咱们军管会有个苏受锷吧？是不是他一直是军管会主任？他是一个师级干部？

孔德修：

师级干部，苏受锷，实际也没多久，后来苏杰就恢复了。

记者：

他是什么？是炮兵还是陆军？

孔德修：

不知道。我们那时候都在下面，也没法过问这个事。

记者：

1964年邓小平他们来那会儿您在不？

孔德修：

在。

记者：

您把这个事给说说呗。有些细节最好不过了，现在这个细节都不知道。

孔德修：

邓小平，还有乌兰夫，还有谁了？

记者：

有彭真，是吧。

孔德修：

对，这几个。来了之后，一个是领导先介绍介绍厂里的情况，另外一个是看了看实物，把咱们那个部件抬到二楼会议室。

记者：

是安厂长给他们抬去的吧？

孔德修：

抬到二楼会议室他看了看，他说这很好啊，说你们搞得挺好的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咱还没合影呢，那时候咱不注意这个事，不像现在这个东西很注意。

记者：

对，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孔德修：

那个时候没有意识，没有留，没有想。

记者：

那会儿说是不让照相，怕泄密。

孔德修：

泄密倒不怕，就是思想上没有留念啊留名啊这些事，没有这个思想，你想要留名，我这个办公室主任肯定安排这个事吧。没有，只是搞好保密，保护好首长的安全，因为人家没住在咱们厂。

记者：

住在青山小宾馆是吧。

孔德修：

哎，小宾馆。

记者：

说都带着夫人？说是陈毅和邓小平都带着夫人。

孔德修：

对，带着，不过她们好像没看这个，就是几个领导在二楼会议室，开始张诚他们介绍情况，看了看实物，就走了。

记者：

后来有些领导，像聂荣臻呀、乌兰夫呀单独来了好几回，还有张爱萍。

孔德修：

他们来也就是和这个差不多，来了汇报汇报情况，有时候看一看就完了，也不搞什么欢迎仪式。

记者：

请吃一顿饭，完了在招待所坐一坐？

孔德修：

都不搞这些，人家来有车有保卫人员，甚至在你这儿饭都不吃。

记者：

给饯行是吧。接风、饯行这是最基本的。

孔德修：

领导来咱们这儿的不少，包括部长来过多次。这就是我当办公室主任这么一段，也参加了一些会战、检查，这些事我一般都参加了。

记者：

“四清”那会儿您就当副厂长了吧？

孔德修：

没有。我那时候还是办公室主任。

记者：

噢，苏杰来那会儿您还没当副厂长呢？

孔德修：

不是被关了一段嘛，关了一段回来以后平反，平反之后我才当的副厂长。这个中间呢我到三室当过书记，到二室当过书记，那时候我也这样理解，人家领导对咱们光培养办公室主任不行呀，得到下边二室、三室。三室那是轻材料，二室是搞元件的。在三室那段搞了个干法试验，这个是我抓起来的。从北京五所还调来一批干部，部里专门下了个文件，咱们过去都是湿法铀化工，以后搞干法试验。咱们试验搞成功了，成功之后我们没用，八一二和八一四那几个厂用了这个干法。从调人到实验，这个搞成了，这是咱们搞的。在二室那会儿搞了一个493的会战。

它这个工艺很难制作的，因为它外边包皮中间夹馅，中间它还有三条筋，怎么让这个夹焰和这个筋很均匀地生产出来，这是关键。要不均匀，它在里头发热就不一样，很容易把这个管烧坏，所以当时咱们组织了这个会战，技术员和工人共同攻关。我看了咱们厂材料，没有把梁德兹写出来，梁德兹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大作用。我们就是用手工抠出来这个模子，经过反复试验，结果成功了。这个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我们应当属于世界一流的。就是那个实验室做出坯子以后，刻出模子挤压成功的，所以梁德兹你们要写写，过去好像没有人家梁德兹这个名字。

记者：

没有。比较熟的名字是张永禄，他是老人了，他组建的二室。

孔德修：

他是从四○一来的，当所长。

记者：

张永禄、王福山他们前后来的是吧？

孔德修：

对。

记者：

蒋述善没在那儿待过吧？

孔德修：

没有，蒋述善是三车间的。

记者：

王世明、蒋述善他们在一块。

孔德修：

蒋述善是三车间的工程师，还有谭家秋。

记者：

嗯，谭家秋，对。

孔德修：

王福山、谭家秋，实际上谭家秋是管技术的，王福山是管行政管理的，我是当书记的。那一段搞了一个会战，把这个模子刻出来了，最终把这个元件生产出来了。

记者：

嗯，是。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孔德修：

他不是大学毕业的，他就是个工人。

记者：

技工，应该属于高级技工。

孔德修：

所以说咱们是技术员、工人相结合嘛，这是咱们二○二的传统。

记者：

对，别给人家漏了。

孔德修：

实际上他这个功劳很大的，我特意跟你们说，我看了你们的资料。

记者：

没有，没给人家记。梁德兹。

孔德修：

梁德兹，这是个老工人。

记者：

家是什么地方的？

孔德修：

是山东还是东北的，我记不清了。这是一个很实在的老工人，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工人是很钻心很用心的，为了这个事业，多少日子不休息，苦战弄出来这个东西。当时搞出来这个东西，咱们在世界上也应当是一流的，493元件当时是一流的，至于其他的小元件那都是控制棒呀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一提的是493，那时候我在那儿当书记。

记者：

那会儿李妙秀已经到三车间了？还在三室呢？

孔德修：

三车间。

记者：

那刘允斌您也认识吧？

孔德修：

认识呀。我当书记，刘允斌当三室主任。

记者：

噢，你俩还搭过班子。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好？

孔德修：

刘允斌这个人没有架子，不像是国家主席的儿子，是个很朴实的人。对人也很好的，所以我们搭班子也搭得挺好的。后来他到三车间，杨道亨到三室当主任。

记者：

嗯，杨道亨是湖南人。

孔德修：

杨道亨也是咱们厂的副总。我和他还搭了一段，开始是刘允斌，后来是杨道亨。那时候三车间正式生产试验，就把刘允斌调三车间去了，杨道亨来到三室。这不就是在二、三室我都搞了之后，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平反，我就提了副厂长了，1972年底1973年初吧。

记者：

您在三室的时候，程志翔、吕敬居他们都在三室吧？

孔德修：

程志翔是分室主任。那时候技术人员不少，从北京五所调来一些技术员。

记者：

三室这些知识分子不亚于二室吧？只是人少点。

孔德修：

人少点。那个大楼也是新建的，51号系统后边，包括那几个新厂房，都是后建的。

记者：

那刘允斌有啥故事没？你们一起有啥故事没？听说刘允斌能抽烟？

孔德修：

能抽，他爱人李妙秀也很朴实，她生了两个儿子。

刘允斌没经历过批斗这些，所以他就想不开了。他不像我们这些人，再怎么弄，反正共产党不能冤枉好人，是吧，再怎么弄，我没那个事，最终还得给我平反。所以我关在“牛棚”，三室那些人还骂我一点不少吃，吃窝头还吃两个。哈哈。

记者：

该吃得吃，该喝得喝。

孔德修：

该吃吃啊，咱们从小受过苦啊。人家吃剩那个菜汤底搁点白菜帮子，就那么一剁，再给你两窝窝头，就吃这个。他们管我叫孔老修，三室那些人说他还吃得下去，比平时比别人都吃得多。我说我自己心里有数，该吃得吃，该喝得喝，反正我觉得吃窝窝头挺好的，因为咱们从小就是吃窝窝头长大的，吃大饼子长大的，这算啥呀。他呢受不了这些，所以就想不开了。当时我们专门到那儿去看，那不是有个过下水的过水道吗，涵洞，在那个涵洞里，他抽了好多烟头，那就是他思想在斗争。挺可惜的，我们在苏联培养一个专家不容易。他想不开，他不像我们这些人，经历过这样的风险，他没经历过，想不开。

记者：

才四十二三岁，你看看，因为他死时候孩子还小啊，下了大决心了。

孔德修：

很小啊。

记者：

那个老二刚一岁吧。

孔德修：

嗯，一两岁小孩嘛。

记者：

哎呀，这下了大决心了，要不这种决心也是难下啊。

孔德修：

我记得老工人什么的家属刚来，他都亲自让人去接。

记者：

说是他亲自骑自行车到青年农场去接过这些来的人。

孔德修：

他这个人对人很好的。

记者：

您那会儿也抽烟，是吧？

孔德修：

我不抽。

记者：

您那会就不抽？

孔德修：

我以前抽，那时当县委书记、市委书记，那时抽的好烟。到这儿正赶上困难呢，没有烟，有时候抽树叶。我说不抽了，所以来二○二厂我就不抽了，说不抽我就马上不抽了，所以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抽烟。

记者：

哎呀，您这毅力真可以。

孔德修：

说不抽，真的以后一根烟也没抽过。我不是吹嘘，我这个人对什么事都非常认真，要做就做好，要不做就别做。性格就这样，要求人也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当领导之后啊，咱们厂逐渐开始生产，决定转向经营为主，技术攻关已经过了。以前搞过很多大会战，包括基建，所有的地基都是我们发动党团员义务劳动，利用礼拜六、礼拜天挖出来的，一个动员，马上很快就挖完了。你要等着用民工挖就时间长了，咱们这一个大会战呢，一两天就挖完了。那时候咱们开始工业学大庆，就是搞革命会战，用大庆的经验搞会战，包括技术啊、攻关啊、生产啊、建设啊，咱们各条战线就都形成了，开始逐渐转向生产，我这时候就开始当副厂长，主要抓管理。那时候咱们提出叫“三全”嘛，全面质量管理、全员培训、全面经济核算，就搞这个“三全”。像这个经济核算，二车间那个“一厘钱”精神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抓的点儿。他们算到“一厘钱”，所以在咱们全厂推行这个东西，全面搞经济核算，不浪费一点钱，所以我们生产成本各方面就下降了。包括相应的经济活动分析，开始搞这个东西，每个月搞一次，就是看你这个月生产情况、经济活动情况怎么样，具体分析。这样一来，我们全厂成本逐渐降低，所以我们这个效益就相对好点，这是经济核算从“一厘钱”算起，通过经济活动分析来抓这个事情。还有个全面质量管理，每项工作都要有质量标准的要求，全厂开展了QC（质量控制）活动，所以我们质量也上去了，都拿了部里、国家的金奖。

记者：

咱们还是包头市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包头市还提出个口号“向二○二厂学习抓全面质量管理”，还下过一个文件是吧？

孔德修：

对，包头市下过，部里也下过。

记者：

作为典型，部里也下过？包头市那个文件我见过。

孔德修：

包头市下了，部里也下了，所以我们许多产品都获得了国家或部里的金奖、奖章。这是搞了全面质量管理从QC小组抓起。还有一个就是全员培训，为全员培训我们建起来这个培训楼，那时包头市咱们是第一家建培训楼，业余学习、业校、培训，提高职工的技术、思想。那时候凡是上包头市开会，苏杰一般不去，他不去我去吧。包括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第一个大庆式企业，我们都获得了殊荣。还有一张我和张玉荣一起参加会议的照片。

记者：

参加全国那个工业学大庆会议是吧。

孔德修：

嗯。那时候我是副厂长，苏杰他抓这个事，是我开始抓了这个三项管理。这样我们除了单项的荣誉之外呢，整个效益好了。我当厂长这几年，我算了算，那时候我们大概给国家盈利一个多亿。那时候的一个多亿，不是现在的。

记者：

那是个天文数字。

孔德修：

所以咱们这个厂在核工业部、在市内都是有名的。我这个管理全面抓，包括咱们公园怎么建起来的。

记者：

对，您好好给说说公园这是咋回事。

孔德修：

公园是怎么建的呢？那时候我就觉得下班之后，包括平时，咱那孩子就立着砖头打瓦块，这是他们最好的游戏，什么都没有。你说孩子干啥，就干这个，我说这个孩子也得想点办法吧。其实做不是我做的，是张福德、王烈他爸这几个老工人干的，这几个老工人有特点，有点脾气。

记者：

对，张福德我接触过。

孔德修：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他，都不要他，我说不要我来要。我那会儿是管基建的，我说放我这儿来，我发挥他们的作用。所以包括张福德他们，我说的话他都听，我说这个人呢，你不要看他有点脾气，你看他有本事。

记者：

对，有本事都有脾气。

孔德修：

能干事，干事你就发挥他的特长嘛，这就是用人之道啊，是吧。哎，我说张福德你去建个公园，张福德自己设计，自己带着人就把公园给建起来了。

记者：

这基础还是人家那会儿的基础。

孔德修：

开始这还有点故事呢。部里看见了批评我们，说你们怎么乱花钱，我说我们没花多少钱，你看我们的人工湖都是全厂职工义务劳动，大家去挖的。

记者：

除了“人造卫星”那个花钱了，剩下都是单位赞助的，包括那个船，那不都是各单位焊的吗？

孔德修：

我说我们没花钱，后来他们又说咱们公园建得好，我心里说批评我也是你们，现在说好还是你们，反正嘴长在你们那儿，你们怎么说怎么有理。哈哈。包括咱们的游泳池。

记者：

游泳池也是那时候建的，您当厂长吧？

孔德修：

我说孩子们也没有啥，咱们弄个游泳池。你说孩子有啥活动，游泳池我说建，那个倒花了点钱。

记者：

那个在包头市是属于最好的，在当年。

孔德修：

当时那是第一家，别人没建，咱们第一家建的。我不是跟你说嘛，培训楼也是我们第一家建的，后来一机二机也跟我们学，他们也建。咱们为什么在包头市有名，因为咱们在前头走了的，他们不得不佩服。还有那个人工湖，没搞好也怨我，当时咱们注意不够，没有注意防水，它漏啊，为了节省钱，拉了点黄泥把它放进去，所以它渗透。我的计划就是把人工湖弄起来之后，弄一些船，到时候孩子们礼拜天、大人下班后到下面去划划船，这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后来这个漏就没办法，后来我一下来就没人管这个事了。

记者：

当年还没有底下铺那个厚塑料薄膜那个技术呢。

孔德修：

用点水泥也好啊。后来我下来说了一遍，人家也不动弹，不动弹算了，就不说了，你说这干啥，是吧，你下来了你还管这个事啊。我要在位早就弄好了，我这不是吹牛，那人工湖早就弄好了。我说这个意思，是当领导你得各方面照顾到，不是要你亲自去做，你要点到，你要看到。所以我当厂长那时候啊，我不是坐办公室的，我每天到处转，到处看。我就讲这个领导，什么事情你以身作则，那群众自然信服，他就去做。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人的思想都往金钱看，人际关系淡薄，孝敬父母啊，友善啊这些事情，都和我们过去差多了。中央也讲这个事，但是为什么做不到？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当然咱们国家建设发展这是好的，但是在这些问题上不行。所以海灯法师讲了，他说要抓教育，从小孩开始就得做，过去为什么学《弟子规》呢，《弟子规》从小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做人、孝敬父母，你连父母都不孝敬了，你还能做好事情吗？现在我们很多人就是不孝之子，兄弟之间没有亲、爱这个关系。

还有这个作假，中央也在讲，但是这个根儿你抓不住就解决不了问题呀。另一个就是从领导本身做起，从你带头做起，你这样带头做，那底下干部是不是也跟着学呀。

记者：

毛主席那会儿，打仗把儿子派到前线去。包头没人来，刘少奇就让儿子去那儿，这个表率作用谁敢不服啊。

孔德修：

就是啊，毛主席穿衣服补丁摞着补丁，他就自己做。我当厂长这一段主要是抓了管理，从技术上、从质量上、从人员上的管理，那段之后咱们厂各种卫生条件都在变化，工人村的环境啊，咱们工人村不是乱糟糟。后来我说咱们建凉房，咱们在包头市也是第一家。

记者：

噢，第一家，就是别乱堆了，有菜窖。

孔德修：

有个菜窖。

记者：

原来都往楼房下堆了。

孔德修：

有个放的地方，所以这也算管理吧。我那时候主要是抓管理，使我们厂经济效益很好。

记者：

您那会儿的前任是李德逊书记吧？

孔德修：

李德逊。

记者：

李德逊那会儿是一肩挑了一段，是吧？

孔德修：

嗯，当了一段。当了一段以后我就当了，他当书记了。1973年我当的副厂长。实际好多事情都是我抓的，很多主意是我出的，这样一直到1984年，调整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咱们这个知识水平可能不如本科大学毕业的高，我就当了顾问。

记者：

那时候提倡干部“四化”，首先得有文凭。

孔德修：

我那时候上的那个大学，是咱们刚一解放建设起来的，需要人才呀，不可能像现在正正规规学四年，那时候很需要人才。不像现在上四年本科，需要干部就分配了。

记者：

您祖籍是河北是吧？

孔德修：

河北。

记者：

那您小时候在河北？

孔德修：

不是，小时候在东北齐齐哈尔。

记者：

是闯关东过那边的？

孔德修：

不是，后过去的，我父亲从小闯关东，后来就跟着出去。

我在小学、中学考试成绩没下过前三名，都是第一名、第二名。我虽然上学晚一点，但是我那时候知道用功啊，所以学习成绩一直是很好的。为什么说我做工作一帆风顺呢，因为我工作都是非常认真的，只要是我看准的，我一定要做好，看不准我不做。我这人性格就是这样，所以我要求别人、要求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当顾问从1984年到1989年，当了几年。

记者：

离休是60岁整。

孔德修：

不到60岁。

记者：

那会儿王宝海是革委会副主任吧？

孔德修：

王宝海属于“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工农兵学员，上清华也没学多少，他回来这儿就叫机遇，赶上这个机遇了。

记者：

他是不是小学毕业呀，初中毕业就上了清华。

孔德修：

王宝海这个人本质是个很好的工人，要不为什么送他去上大学呢，他是很好，但是他这个基础不行，他不可能学得很好。

记者：

人还是不错。

孔德修：

人是好人。王宝海这个人工作认真，思想品质是非常好的。

记者：

上大学时候人家写H，他说工字写倒了。

孔德修：

出现点这样的问题也没什么奇怪，我们只能说这是时代造成了这种情况，不是这个人不好。包括李交其这些人，斗我都很厉害，我出来之后对他们照样很好。我的思想是什么呢，他们在那个时代不得不那样做，他也不是坏人故意要整你，所以别人说孔厂长他们那会儿那么整你，你还跟他们挺好，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人和人的关系不就这样吗，他在那个情况下不得已才造你的反、斗你嘛。

我想我的身体条件好，是我年轻时自己注意身体锻炼的。我虽然不胖，但是我的身体素质很好，直到现在你看我的身体，虽然我摔了跤，但是我没有病啊。

记者：

哎，孔厂长，是不是这个古韦的级别原来比张诚也高？

孔德修：

他过去是哪个盟的盟委书记，犯了点错误降职了。

记者：

说是降过两回还是三回，就是把他那个级降下来了。

孔德修：

要在那个盟里一提他，那老百姓都知道他，这个人也是挺有能力的，当时处理事情挺有办法、挺有能力。

记者：

这是历史。

孔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