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一看就帅气——老保卫干部张子明访谈录

2019-09-29 16:02     编辑:李斌

人物简介

张子明:1932年3月出生,内蒙古昭乌达盟林西县人。1947年即参加公安工作,曾任包头市公安局六处科长、白云矿区公安分局局长、乌素图公安派出所所长、包头市糖业烟酒公司书记、二○二厂运输队总支书记等职。副厅级离休待遇。

他参与了二○二厂的选址、建设以及发展过程的保卫工作,是二○二厂第一代保卫人员之一。在中央第一代领导人当中,除毛主席之外,他在保卫及相关工作中都近距离接触过。“贺龙拿个烟斗,一看就帅气;周总理那风度、那风格,真不错。”采访中他这样对我们说。

记者:

作为二○二厂最早的公安保卫人员,请您谈谈您从事公安工作的经历及早期二○二厂的公安保卫工作情况。

张子明:

我是1947年开始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林西县公安局任公安助理、派出所所长、秘书股长。1957年在包头市公安局当经保处政治协理员,兼任干警科长、工矿科长。在此之前,我还当过包头市公安局的秘书科长。1957年的一天,包头市公安局局长刘志忠、副局长凌流直接找我谈话。那时候公安局设有处,但我是科长。他们直接找我谈,说给你一个特殊任务,是中央的一个部,要到咱们包头来选一个重要厂子,这个厂子是保密的,所以让你这个做经保工作的去参加这些选厂人的保卫工作。当时包头市公安局警卫处的一个科长叫范守玉,让我们两个保卫中央、部里的人来选厂址。那时不叫二机部,可能是三机部还是几机部我忘了,好像是叫冶金工业部。

记者:

对,当时还叫三机部冶金工业部。核工业创建时,在当时的冶金部组建第三司,负责铀矿、水冶厂和二○二厂的筹建工作。1958年2月,把三机部改名为二机部。

张子明:

这些选厂的人来了以后说是在东河宾馆住,有5个苏联专家,中国方面带头的是杨朴,他后来是二○二厂的副厂长,当时是一个处长。

记者:

对,他是冶金部三司的处长。

张子明:

带头选厂址的苏联专家是个女的,叫萨姑顿诺娃,我们就跟着参加了。到别处不用说,最后来了咱们这儿,她一个是想选万盛窑子,一个是咱们这地儿,叫马家营子。当时选来选去我们也不知道定在哪儿,这时1957年就过去,到了1958年的3月,市公安局局长刘志忠、常务副局长凌流(后来当过包头市委副书记,离休了)就直接找我谈话,说子明同志,去年你们做的选厂址保卫工作咱们已经定下来了,定在包头市了,他们成立一个筹备处,也叫筹备组,在东河区25号甲,你去接待,你今后就做这个厂的公安保卫工作了。

我去二○二厂报到时,市公安局的介绍信是这么写的:兹介绍我局张子明(科长,行政17级)到你处了解情况,请详细来谈。他今后负责你厂的公安保卫工作。他为什么这么介绍呢,政府机关有个级别,行政17级就是县团级待遇,后来叫县处级待遇,这个行政17级就意味着是副处级的正科级。我去以后呢,王焕新后来是咱们副厂长,李恺当时是办公室主任,这两个领导来接待我,他俩跟我谈了话以后,我就向市公安局的领导汇报。刘局长和凌副局长就跟我说了,你写一个如何做好四○八厂保卫保密工作的要点,当时还叫四○八厂。写完以后,我们看过之后,直接向公安部汇报,因为咱们接到通知是中央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签署的,他要求咱们市公安局直接做好四○八厂保卫工作。我回来就写了个报告,两位局长修改以后打印,打印完后,他们派我直接去中央公安部汇报。公安部的副部长叫汪金祥,管经保的局长叫李召,我直接向汪金祥副部长汇报。当时参加的还有一个处长,叫孙宝祥,还有个处长叫高伦,后来成了局长,还有一个一般干部叫刘志超,一起听了汇报,人家很重视这个汇报。汇报以后,李召局长批示,对二○二厂保卫工作要做好三点:第一点是首先做好人员审查工作,对重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有关干部严格审查;第二点是确保安全,无论生产生活,整个安全工作一定要做好;第三点是要求包头公安局协助四○八厂建立健全保卫保密组织,做出用兵警卫计划。这个计划是我写的,汇报以后公安局同意这个计划,回来我就开始工作。实际当时派了一个刘志超,是个科级干部,让我们俩先到中央冶金工业部,也叫北京冶金建筑公司,去审查、去要人,想直接从中央这方面要人来。咱们厂第一批北京苹果园来的那帮人都是那次要来的。第一批来的就是北京四公司的人,人家有4000来职工呢,我们审查了675个人,就定下来了。但我们从北京回来时,在半道就变了。事情的起因是包头有个华建建筑公司,华建的经理叫曼秋,华建的政委叫苗树森,人家听到咱们要建厂的消息以后就找来了,意思是他们要建二○二厂。但咱们定不下来,他们不敢跟咱们打交道,就直接找中央建筑部、找自治区,说是我们要啥人他们给啥人,要啥条件给啥条件,说我们不就是土建安装吗,他们在包头有这么大公司好几千人闲着,还非得从北京要人?人家一找内蒙古自治区、一找中央建筑部可闹对了,中央就批了,同意让包头华建建设二○二厂了。但北京四公司已经来了大概120人,咱们第一批汽车都是北京四公司的。这时包头市公安局局长又找我了,让我直接找包头市市委书记、市长,他们同意以公安局的名义出面找来建设的人,进行保密教育,咱们的保密范围,一是厂址保密,二是咱们厂的性质保密,三是咱们所用的材料、水源、人数全保密。

张子明(左)与卜克

记者:

那跟人家有些事还不好谈?

张子明:

对呀,这是学啥呢。我看过苏联那个,咱们就按苏联那套做的保密。回来后,局长和我们一块儿找包头市委书记、市长,最后找的是分管咱们政法的副市长、副书记,叫孟琦,内蒙古的公安厅长叫布德格奇,都是我直接跟他们打的交道。后来成立公安局六处,范易,还有几个局长就说了,不说哪个单位,你们就不能打听,这个单位是个保密单位。中央定的咱们厂一开始叫内蒙古冶炼厂,后来又叫内蒙古化工厂。人家就这么开的会,市长说要啥给啥,不准问户口。我按说是科级干部,但局长不可能干具体事,所以这些事都是我给他们联系,这联系,那联系,一联系就开工了。所以说过程就是这样。

从厂历史来看,我为什么在50年厂庆时说艰难的历程、卓越的贡献呢?这个历程太艰难了。交通不便,人员审查得真严,政治素质第一流,业务能力卓而尖,这是我体验的这个选拔人才。工人也是,连社会关系都审查。咱们分了三道线,第一,来的人必须在东河区30号,不能直接到咱们这儿来,不能直接进厂;第二,到咱们这儿,一开始成立公安派出所,我就是公安派出所所长,咱们又成立了联合保卫处,这都是我写的我定的。

记者:

那时候在小平房里面?

张子明:

对。联合保卫处处长是赵景如,南方人,我们俩是同级干部,人家是1942年的干部,我是1947年的干部。那时候讲德才兼备、适当照顾,但是科长是我,第一个派出所所长是我,这个派出所属于包头市公安局直接管。叫什么派出所呢?叫工人村派出所。挂的牌子上的字是包头市公安局工人村派出所。

记者:

什么地方也不说,很抽象模糊,就是包头市公安局工人村派出所?

张子明:

对。我是联合保卫处的科长,又是工人村派出所的所长,还是街道办事处主任,这么多职务都是我一个人担。

记者:

几摊事儿一肩挑。

张子明:

对,都是我。咱们张诚厂长说我是“小政府”,啥事都是我,跟市里面不好联系的事都是我去。当时咱们新成立办事处,怎么办呢,邢戈钊的夫人老范,于海洋的夫人杨金兰,还有一位,找了三位女同志,到郊区人民政府学习人家的办事程序、婚姻登记这一套,把她们培养了3个月,之后我们就开始对外办事了,给办理户口啊什么的。咱们这个派出所直接归市公安局管理,别的局长不能过问,只有刘志忠局长和凌流副局长能过问咱们这个地方的事。

记者:

其他人不能介入这儿的事?

张子明:

所以闹出个笑话。有一次包头市公安局开公安会议我参加了,人家给我编入一般人员里头去了。实际上我在市公安局已经够格了,我也是分局长这一级,我行政17级,县团级待遇,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悄悄找凌局长,他让我找办公室主任高贵春。他们说我只是个派出所所长,不够格分到领导组里面。高贵春说县团级还怎么不够格?后来咱们的机构就这么建立起来了,那阵儿保密性都是非常强的。咱们刚才说咱厂有三道防线,第一道在东河,来人不能直接进厂,必须先到东河30号;第二道防线是咱厂工人村,当时也建有土围墙,也有军人站岗,外人不得入内;第三道防线就是厂区了,当时还成立了联合保卫处,联合保卫处的甲方是咱们厂,乙方是华建,丙方是安装公司,甲乙丙三家,后来成立了联合党总支,王焕新任总支书记。咱厂当年这个保密工作相当强。

记者:

工人村的围墙是干打垒吧?

张子明:

对,干打垒墙,还有人值班,外面来的人得到派出所登记,这是第二道防线。第三咱们成立保卫保密组织,先成立保卫处保密处,这个机构就建立起来了。用兵是一开始就来了一个排,以后又来一个连,之后是一个营,最后换防,换成武警,这叫队。另外还有个军官队,这个军官队的人都是少尉到上尉,他们是专门做警卫工作的,保卫咱们的专家和重要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中央首长不断来,另外产品送出都得有警卫。

记者:

噢,少尉就是排长。

张子明:

对,最小就是少尉。

记者:

那军官队配置很高了。

张子明:

我就看见上尉,没看见大尉,反正来的是军官队做警卫工作。咱们招待所原来叫专家招待所,苏联专家就住在招待所,就说明对外保卫工作非常重要。

记者:

他们那会儿是不是主要就住在招待所?

张子明:

对。二○二厂周围十里地或叫十华里地的村庄都归咱们管,什么王老大窑子、兴胜窑子、东达沟、三道沙河、四道沙河,都归咱们派出所管。村里所有的人员都审查了,后来就叫这些村中的五类分子、四类分子搬迁到离二○二厂较远的地方去了。

记者:

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张子明:

对,所以咱厂的保卫保密工作一直很严的。我认为咱们厂几代人政治素质相当好,保密意识相当强,好多同志就因为不能通信,到咱们厂子后,甚至未婚妻、未婚夫都失散了。

记者:

这些人为核工业做出的牺牲很大呀。

张子明:

哎,因为保卫保密,所以相互之间不能通信,更不能说咱们厂的事。怎么办呢,咱们厂联系啥事就对外说是02单位,去咱们厂的每个车间都发通行证,没有该车间的通行证不得进入该车间。厂长、党委书记、管生产的副厂长、保卫处长、副处长有全厂各个车间的通行证,我们都有编号。

记者:

有这个特殊的通行证全厂哪儿都能去?

张子明:

对,咱们各车间都有验证员,那保密性特强,保卫工作也特严,一直做得挺好的。后来就到了1960年的9月份,这时市公安局就把我调走了,把我调到包头市白云矿区当公安分局的局长,县团级待遇。两年不到又把我调回来了,我就第二次回了二○二。1961年,包头市公安局刘志忠局长和凌流副局长找我谈话,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也来了,要在二○二厂所在地筹备专门成立个区,要成立区公安局。另外这个联合保卫处要撤销,要成立市公安局六处,这个六处叫啥呢,叫国防科学尖端保卫处。

记者:

在包头市公安局下设?

张子明:

市公安局下设这个六处。我离休的时候是包头市公安局六处副处长、四○八厂保卫处副处长兼任乌素图公安分局局长。跟我谈话时说把赵景如调走,他原来是联合保卫处处长。当时的保卫处是咱们二机部任命的,我从包头白云矿区又调到二○二厂后,就一直干这个摊子。这个公安局六处设在市政或在哪儿也好,一直对外;二○二厂保卫处对内部,处长是张滋生,胡吉拉图是副处长,张滋生管全面但侧重分管生产,胡吉拉图管政治,是二保支部的书记(保密处的支部书记),实际上我管治安、刑侦、消防,内部保卫处的分工是这样的。实际说起来实权派是我,签字上户口,抓人放人,都是我签字。当年咱们这儿还有拘留所。

张子明(左)与孔德修

记者:

咱们这儿还有拘留所?

张子明:

对,就在毛主席塑像东边。当年为了保密,所以成立了个拘留所,咱们有犯人秘密判,然后往乌梁素海押送。我们厂职工素质非常高,保密意识非常强。1960年,厂医院出了一件事情,于红娟自杀事件。当时她是厂医院的一个护士长,我正好要调白云矿区当公安局长时接到这个案子,报案说有个无名尸体在包头市三中工地,等我去了一看发现是咱们的人,她还是厂医院的总支书记,结果自杀了。刘志忠局长就不让我走了。他为什么不让我走呢,当时赵景如处长和咱们厂的关系搞得不好,赵处长是个老资格,他1942年参加革命,是从公安部下放到咱们这儿来的,他来的时候我在做经保工作。在政府机关他只是个二级科员,到咱们这儿一看是抗战时的老同志,就把他提拔起来了。咱们厂张滋生、邢戈钊都是公安部来的科长,14级的15级的。再加上赵处长总是摆资格,说话又不行,反正是一推六二五不管事,这种情况下发生这个事,就把我留下不往白云调了。

包头市里认为于红娟事件是个政治事件,可能是敌人窃密自杀。怎么发现的呢,从检查中发现三件可疑的事,第一件是一张绿纸上写的红字,绿纸上写的字是为幸福而奋斗,这是第一个可疑;同时发现在纸上画的地图是由东河区二医院、青年农场到四○八厂的三栋楼,说这可能是个路线图;再一个可疑的是说二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政治背景。后来经保卫保密处上会一分析、下去一调查,我就下结论了,这属于因为婚姻问题自杀。当时医院的院长叫董山林,于红娟跟院长说我得结婚了,我不结婚不行了。院长说不行,我们是保密单位,不能结婚。

记者:

连婚也不能结?这就给封死了。

张子明:

嗯,就给封死了。我查了他俩的第一封信,1957年于红娟在大连当护士实习的时候就已经和马大夫谈恋爱了,1957年咱们还没有厂址呢,这能有什么问题?当时大概一共12封恋爱信,我都给找到了。第二个我说为了幸福而奋斗,这很简单,就是为将来达到结婚的目的奋斗。第三属于为了方便对象来找她画的线路图,从青年农场到三栋楼,要是敌人的话能这么公开画这个图吗?我这一分析就说服了大家,刘局长就说你写个报告,我就给公安部二机部写了报告。从那以后就解放了咱们女同志,不能因为保密就违反国家婚姻法。从此,不让结婚的就调走,或者是把对象调进来。

记者:

政审加强就行了。

张子明:

对了,一下就把女同志解放了。这个材料在公安局档案于红娟案件里有,这个事件就处理完了。所以咱们这个保卫保密是相当厉害的,咱们的素质也相当好,职工的政治素质也相当到位。什么时候咱们这个单位公开化了呢,是“文化大革命”时,1966年叫“610事件”。咱们厂和部里各方面联系多,所以消息也灵通,就造反了。

这里说三个事情,一个还说保卫。因为苏联撕毁了援助协议以后,就把专家给撤回国去了,咱们中国专家刘允斌在前,张永禄他们后回来,所以就做好咱们中国专家的保卫工作。刘允斌之死我最了解了,从现在来看呢,从他个人来说,他接受不了,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他家没来厂之前住在招待所二楼3号还是4号房间,我忘了,因为我的身份,所以他对我是无所不谈,通过两件事我们俩关系特别密切。一件事是他把和父亲刘少奇与刘爱琴、刘允若他们上苏联之前照的照片丢了,他不知道怎么丢的,他就跟张滋生说了。国家主席的儿子把相片丢了,市公安局局长刘志忠直接就给我来电话了。和照片一块还丢了32块钱还是35块钱,钱倒不多,主要是把和刘主席拍的相片丢了,刘局长让我们想法破案。因为张滋生直接跟刘志忠说的,没告诉我,所以我就去访问刘允斌。因为他孩子起名还是找的我,礼拜天,他拿着二锅头酒,他说他这个孩子叫啥呢,小名叫毛毛,大名他起的叫维列,维护的维,列宁的列。我说不好听,中国人叫维列维列的不好,我说叫维泽吧,他说行。他们的名字我都记着,他在苏联的名字叫克林姆,他爱人叫弗多托娃,他儿子叫阿廖沙,他姑娘叫索尼娅。

我就访问他,我们俩唠嗑,我说主任,他不是三室主任吗,丢了钱了?我现在是公安人员,是以公安局长、公安处长的身份跟你谈话,说说你钱包在哪儿丢的,能确定都去过哪儿,能肯定下来我给你破这个案。因为招待所钥匙是服务员一把你一把,别人没有哇。问他都去哪儿了,他说去呼市给刘爱琴送白糖、送饼干,到市场买油条下饭馆。肯定吗?肯定。那你说能丢在哪呢?他说我也说不清。我说,告诉你,咱们这个案子就算破了、定性了,这叫案情不明不能立案。他说我服气我服气。我说那当然,你去了这么多地方,我要说立案就是冤案,就把服务员坑了。因为就你们俩呀,我只能收拾服务员了,你想想,你能忍心冤枉一个服务员吗?不能不能。这事就算清了。

记者:

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了。

张子明:

那时候回来才给800块钱,到他自杀之前我才知道,他主要是思想不通。刘允斌爱国呀,咱们国家进行建设就回去吧,说起来挺有感情的,掉眼泪了。他说咱们中国的夫妻关系和外国不一样,中国人在恋爱的时候很甜蜜,到一结婚就很淡了。外国人不一样,他下班回来了,爱人把衣服拿来给挂上,他要是短期出门还送站,比恋爱时还好,中国人这点就做不到,这是文化差异。

咱们这个事业,我把它综合起来有这么两句话:艰难的历程,卓越的贡献。我们厂来的人员不容易,来自四面八方,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不单是本人,就连社会关系都审查呀,社会关系有问题都不让进来。你说这样做对不对,对,咱们虽然是有点“左”、有点神秘化,可是要保卫咱们这个事业呀。那阵咱们的事业不叫核武器,叫原子能事业,以前的文件一直叫原子能事业,后来改成核工业了。我感到咱们的人员素质特好,人们都很自觉地遵守保卫保密制度,都不用强迫,都有一种荣誉感,所以说为了国家事业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这里头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宋任穷来视察,咱们饿得不行,种土豆。在原来的大食堂,宋任穷说:同志们,咱们克服困难把咱们的“大土豆”种出来,咱国家就有保证了,国富民强,国防力量强大了,外国不欺负咱们了,生活自然就好了,小土豆还是不行的,挨饿呀。那时候栽树也好,防洪坝也好,做点义务工,晚上干到快天亮了一人给两碗面条,哎呀高兴得不行,回家说今天还吃了两碗面条。过年谁家困难就给5斤麦麸子,没有粮食,就那样我们也兢兢业业,攻克各种技术困难,一环扣一环,人们为了事业真不简单。

记者:

您是建厂时最早搞保卫方面的老人了,当年咱厂这里有两个小村儿,选厂时让他们搬迁了,是怎么回事?

张子明:

为了做好保卫保密工作,就把周围的二十几个村庄划进厂里来了,北边王老大窑子也叫兴胜窑子,东边叫洪庆德,一直到东达沟都属于咱们的范围,二道沙河、四道沙河也归咱们管,后来经过调查摸底,凡是“四类分子”都给搬迁了,搬迁了200多户,把他们的地和房子折价,给他们找地方,具体是刘彦明办的。

记者:

刘彦明来得也挺早的。

张子明:

当时我是副处长兼任治安科科长,他和王亚力是科员,所以他办这个事。原来的万胜窑子、马家营子咱们花钱买了。后来又成立乌素图区,不久又撤销了,现在又成立办事处。总的来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相当重视咱们这个厂子,咱们不单纯是军工企业,咱们跟一机二机不一样,咱们是国防尖端科学。为什么成立六处呢,内蒙古公安厅也成立六处,这六处叫尖端科学保卫处,包括一机、二机、五二研究所,保密工作都归我们处里管。所以咱们厂说起来确实很重要。咱们现在还成立了分局,过去可就咱们一家子,公安处、保卫处是一家。从我一个老同志来看,我属于一个特殊人物,三次回二○二,一般人做不到,不愿回来。这儿就跟我家一样,说回来就回来。第一次来是1957年选厂址,第二次是1961年调到白云矿区又把我调回来,第三次1976年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把我弄出去了,就是这样,我还是留恋咱们这个地方。为什么呢?这出去一看,不比不知道,外面跟咱厂人的政治素质、文化程度不一样,差远了。你看我在包头市糖业烟酒公司当书记经理,管3600名职工,出去也是秘书跟着,还有党委秘书、行政秘书,下边有38个商店、七八个食品厂,连白云都管。他们说我这个人特殊,我说不,当我得意的时候不能忘乎所以,当我倒霉的时候不能唉声叹气、悲观失望,我就这样。包头市糖业烟酒公司当时3600名职工中才有两个大学生,看咱们厂有多少,所以说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不谦虚地说,咱们二○二人确实素质高,所以我感到作为二○二厂的一个职工很光荣,有光荣感、使命感。

记者:

首先政治素质高,业务素质也高,都是拔尖的。

张子明:

人员素质水平确实高。以前的老同志,工人也好,干部也好,我对他们特有感情,他们老伴去世或者过年过节了,我都去他们家看看。为啥呢,一是他们为咱们事业做过贡献,二是人都是有感情的,我去后他们家属都特别高兴,说你们还没忘了我们。为什么我破案率高,这都是人缘好,群众有时候还主动给我提供信息。现在咱们厂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还有公园,这几年变化特大,这都是厂里领导、在职同志的功劳,确实变化挺大。咱们走过低谷,16年亏损,到现在这个程度真是不容易。

记者:

说说您干公安保卫时接触过的中央领导同志的事好吗?

张子明:

那时周总理没来,但他接见过张诚、王焕新。我就说几个大事吧。第一任厂长书记张诚,我们俩关系特好,我说两个例子就知道了。论级别人家是11级干部,我17级干部,人家是厂长、党委书记,我当时的职务仅是个派出所所长,这差不少哇,人家13级以上属于高干,17级以上县处级干部属于中干,可是我们俩关系好,就是因为工作中我帮他解决了几个大事,所以他就告诉秘书,说张子明是咱们的“小政府”。那时候房子紧张,咱们管后勤的副厂长纪哲回家睡不着觉,因为有些家属入了户口但没房子住,他在门口坐着吃饭时一个副厂长就找他了,之后张厂长又找我。一开始张厂长气哼哼的,还摔了电话,一进门就叫张子明,我说厂长快坐下,他说我听纪哲说咱们家属还没房子住呢,你为什么就给落户口了?说心里话,别看我级别低,可连周总理我都见过三次,陈毅他们来我都见过。我说厂长,职工从四面八方都调来了,就因为没房子你就不给落户,第一违法,第二不合乎人情,人家要告了咱们,咱们的厂还保密不保密呀。再说这不合乎情理呀,不给人家落户那还行吗?那阵有了户口才能吃上粮食。我说厂长我知道你为难,厂领导干咱们这个事业也不容易,我给你出个点子,经调查,周围村庄像三道沙河这些地方腾出有200多户,咱们抓紧时间把他们搬走,现在咱们的家属才几十户,几十户来了那还愁没地方住?第二个是干打垒房子,放卫星一天三栋嘛,像毛鬼神窑子这些地方简单一点,先住上,然后再逐渐解决。他说行,说办就办,这一个大事我就给他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时刘宁一来厂,他是华北区书记,也是全国总工会主席。那时候造反啊,招待所也住不成了,家里也有人闹,张诚就把我叫去了,他说子明同志,明天中央领导刘宁一就走了,上午10点钟的飞机,这得保护好呀。我说你是怎么安排的,他说明天8栋楼有个报告,刘宁一要讲话。我说我给你出个点子叫“金蝉脱壳”。去的时候让他穿一件黄大衣,也有一个人和他穿同样的衣服。再安排两辆车,一辆绿色伏尔加,一辆破吉普车。去开会的时候让他坐伏尔加,开完会趁乱的时候换一下,让他坐破吉普车,另一个人坐伏尔加,然后破吉普车在前面走,假装开道,距离一二里地,伏尔加跟着往飞机场走。这时河西公司造反派已经把飞机场包围了,看见吉普车就围上来问刘宁一来了吧,说来了,在后面那辆车上。造反派放松警惕,就把吉普车,也就是刘宁一坐的车放进去了,进去没一会儿,飞机准时起飞,把刘宁一安全送走了。所以张诚厂长特高兴,说我的点子真多,我说这是中央首长,不用金蝉脱壳法怎么能走呢。平常有啥事我都帮他。那年八一三厂要人,保卫处长张滋生说张厂长惦记着你呢,问你八一三厂要人你去不去呀,去了还是让你干公安保卫这一行。我说不去。那年厂庆,张诚来了就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哎呀张厂长,郑金凤同志来了吗,他说来了,我说你这么忙还给我打电话,他说咱俩什么关系,这个不一般呢。就是说干部有大小,不一定谁高谁低,就是人的感情、人的友谊非常重要,刚才我说的刘允斌也是,有啥都跟我聊。

记者:

还有一件事,好像是你们押运的时候走迷路了,到了边防,人家不敢靠近,你们又不敢说是干什么的。

张子明:

时间大概是1963年的冬天,下大雪,我和军官队的两个军官,一个是上尉,一个是少尉,押送样品。共有两辆车,一辆大卡车,一辆小车,顺着五川走固阳路。我当时就把公安六处的勃朗宁手枪和枪证都带上了,万一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我就得出面了。当时同行的还有产品处的一个干部,叫赵奎生,还有司机,我们一起上的路,大车上拉着样品大箱子。晚上就迷路了,司机找不到方向,大雪很深。这时候看见前面有灯光就开过去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叫土默台边防站。我们进去的时候人家还挺客气,咱们的军官换班站岗,不允许离开样品车,这时他们就产生了怀疑。当时我穿的是公安衣服外面套个黑皮夹克,押车的穿着军官衣服,开车的司机是便衣,不伦不类的,就更加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边防站的房子是平房带暖气的,我们一进屋就给反锁上了,给扣起来了。外面那两个军官的任务就是看车,一步也不能离开,所以他们就说跟穿皮夹克那人联系。边防站的一个大尉就来盘问我,说你们是哪儿的,我说我们是02单位的。你们车上装的什么东西?不能告诉你们,这是保密的。那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公安的。我说我告诉你三个电话,第一个电话你打给中央公安部副部长王金祥或李召局长证明一下,因为他们听过咱们汇报,说别人,他们也不了解咱们的情况。第二个电话给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布德格其,还有一个副处长,叫僧戈。第三你再给包头市公安局刘志忠局长和凌流打电话。我都告诉了他们电话号码,接着我又把枪证拿出来了。他们就打电话联系,到了两三点回来了,说误会误会。原来他们把电话打到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那儿去了。那时候罗瑞卿是公安部长、军委的秘书长,他说是有这么一个单位,这才把我们解放了。紧接着就给我们吃手扒羊肉招待我们。我问他们什么单位,他们说是边防站,当时中蒙、中苏关系紧张,他们怕我们混进来越境。

记者:

当年李德逊也是负责保卫的?

张子明:

他是原来公安厅一个警卫处的处长,他来的时候当保卫副厂长。

记者:

听说当年咱们厂怕泄密,出去没有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啥也没有。

张子明:

咱们出去就是02单位,不是让保密嘛,所以啥也没有。02单位后来改成内蒙古化工厂、内蒙古冶炼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叫建华机械厂,二○二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叫的。过去02单位厉害了,各地区都有军代表,什么事情不好办,一个电话军代表就给出面,所以咱们这个事业确实是挺伟大的。他们不理解我,说糖业公司经理多神气呀,非得回二○二这个小地方。我的想法很简单,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宁给好汉子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当祖宗。我说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单位,那些小单位看着挺大,都是纸老虎,没东西。而在二○二工作又稳定,到了晚年很幸福,环境多好,别人到二○二一看,都说这是世外桃源呀。

刚才说起中央首长了,邓小平是1964年来的,他来的时候是一级保卫,首先中央公安部就来电话了,邓小平到乌素图地区的安全就归我们管了,要出了事我们得负责呀。当时是在厂区二楼会议室,由杨朴和刘允斌做的汇报。杨朴是管生产的厂长,刘允斌没说什么话,邓小平主要关心咱们原子能事业进展程度,那意思是1964年能不能爆炸呀。要不说我们这个保卫处长、公安处长厉害了,不管是聂荣臻来也好谁来也好,首先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负责保卫,不能出事呀。聂荣臻来时大家都不认识,他穿个便衣,后边跟着中将。人们还说怪呀,这是个什么官呀,这么大,还有中将在旁边跟着。

记者:

乌兰夫来过多次吧?

张子明:

嗯,他经常来。有一次他陪邓小平、彭真他们一块儿来的,那回邓小平还带卓琳来了。

记者:

对,那会儿说不让进。首长可以进,夫人不能进。

张子明:

对对,那阵保密比现在严格多了,主要怕出事,大家都不知道,只有我们少数人知道。张诚曾经跟我说过,周恩来接见过他们。我听过周恩来做的报告,听过三次,有一次是1960年在包头市第一文化宫。

记者:

噢,来包钢剪彩。

张子明:

对,周恩来这个人真好,他的特点是啥呢,他口才真好,他讲话就连小学文化程度都能跟得上记录,就像念报纸连标点符号都能听出来。那次是警卫处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给我一个保卫证,说哪儿都可以去。当时同行的首长还有叶剑英、乌兰夫、康克清、胡启立。可是距一宫还有半里地车就停下来,我们的警卫任务是为了安全,让总理从一宫的后门进,可他突然下来了,我们就赶快来到跟前。周恩来就说话了,他说,今天唱主角的是我,大家都想见见周总理,要从后面走那跟看电影有啥区别,这样吧,咱们从左边进去,散会时从右边出来,那大家不就都看见我了嘛。当时大家就慌了,因为没有准备呀。上台以后总理先说话了,同志们用什么欢迎我呀?我来向咱们内蒙古地区做检讨,我这个总理建国这么长时间也没来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他一共讲了40多分钟话,讲得真好。他讲的不是政治数字,他讲国际上德国、英国、美国从哪年出钢铁、出多少,又讲在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出钢铁的意义,讲这个数字,这儿出多少那儿出多少,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是1958年咱们厂向中央公安部汇报保卫保密工作要点的时候。那时去公安部特别严,给发一个牌子,打电话找谁,电话通了来人领,去了以后特客气,问你要汇报什么呀,向哪一级汇报。又问你有什么爱好,是喜欢京剧、爱看电影还是爱踢足球,都给你安排好,再领到食堂吃饭,公安部有招待所,安排第几天、什么时候汇报。另外,个别领导还有那些同志们特好,怕咱们没经验,向领导汇报时卡壳,就问你打算汇报啥呀,我就说了什么内容,他就说汇报时要注意几个问题,向首长汇报一般要简而明,别没完没了,说出重点就行。到汇报时,提几个问题一答复,该说的一说就汇报完了。这时候公安部的同志告诉我说晚上周总理在怀仁堂接见少数民族参观团,让我去看。因为当时是“五一”劳动节,周总理在怀仁堂简单讲了几句话,这是一次。

再一次是1964年我去中央政法干校学习半年,当时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才能去。正赶上国庆节,我是我们那个小组的组长,票就发到我这儿了。那是周恩来、刘少奇接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我是第11排,王光美、张茜我都看见了,王光美穿了一条绿裙子,张茜挺不错。中央第一代领导人就毛主席我没见过,贺龙、彭德怀我都见过。那时候他们来到咱们包头住昆区宾馆,我为厂里的事去找孟市长,孟市长原来是我们公安局长,孟市长的夫人王琳是我的部下,她是政治协理员兼干警,孟市长还向我给他老婆请过假呢,所以关系不一样。他有意识地问我想不想看看老帅呀,我说怎么不想呀,他说彭德怀、贺龙都在呢。他就领我进去了,我一看贺龙、彭德怀都在,贺龙拿着个小烟斗,有点帅气,一看就和普通人不一样,坐在那儿都是帅气十足。朱德来过,来了两次,都没讲过话,我记得就是康克清说过话。陈毅讲过话,陈毅很帅。我过去干公安保卫,有这个条件接触中央首长。

记者:

这是荣幸啊,见过这么多中央领导,并且听总理讲话、做报告就听了好几回。

张子明:

对,周总理那风度、那气质真不错,我总结一生,认为最有本事的是当干事的,写材料都得是干事,领导就不一样了。现在的领导都可以,以前有的领导摆老资格,一些老干部连个检查也不会写,哆哆嗦嗦、词不达意。

记者:

那就是打仗出来的,没有太多文化。

张子明:

说得对,就是打仗,然后有点资格,再加上不学习,一提问题他们就不会回答了。不过过去的领导也有他们的长处,不怕牺牲,那真是用命换来的呀。(田炳信/刘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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