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所里的医生——原医院党总支书记张珍访谈录

2019-09-29 15:49     编辑:李斌

人物简介

张珍:1933年9月出生,河北省宝坻县卷人。1947—1948年,任冀热辽军区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分校第五大队护士。1953—1955年,在本溪钢铁公司转吉林工地卫生所任医士及所长。1958年3月调入二○二厂医院,先后任厂区门诊部副主任、内科医师、副院长、党总支书记、高级政工师等职。

伴随着二○二厂的建成和发展,相应的,医疗服务系统也逐步完善,由最初的仅有3名医护人员的小诊所发展成为科室设置较为齐全、医疗设施较为完备的二级乙等综合医院。多年来,白衣天使救死扶伤,服务企业,为无数患者解除了病痛,保证了广大职工、家属的健康,为二○二厂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记者:

您是来厂最早的医务人员,那会儿刚来的时候人也不多,基本都认识?

张珍:

不多,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在一个食堂吃饭。张秀娟和马宝良他们来的时候我住在30号,有时候开会啥的就那么几个人。

记者:

那时候30号就是母广茂?

张珍:

后来母广茂是主任。原来那儿是个办事处,就是筹备建厂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李恺和王焕新,1958年建厂他们就在30号的筹备处。我来的时候他们俩就在那儿,马宝良他们有一部分人住在解放路13号。我来时这个厂叫内蒙古冶炼厂,我从北京冶金部建筑局第四工程公司来的,这个公司承揽这个厂的建筑。当时来了一部分人,需要一部分医务人员,我从北京到这儿来,算是为公司和冶炼厂服务。那时候就30号那么点儿人,后来华北建筑总公司和北京冶金部建筑局四公司打官司,就是这个厂到底谁建?当时闹这个矛盾。

记者:

都争这个活儿?

张珍:

那时候吃不饱。争这个活儿的时候,二冶华北建筑总公司厉害,人家机械设备、人员、技术条件都强,又是在当地。北京为什么来这儿揽活呢,他那儿没任务,吃不饱。

记者:

四处找米下锅。

张珍:

找米下锅就弄这儿来了。当时需要医务人员,定我一个,我们一共三个人,后来有个人请假不能来了,我就来了。来了以后,打官司输了,我们这部分人就不能来了,北京大批建筑工人和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就不能进到包头来了。已经来的怎么办呢?那时候王焕新就出面和二机部、冶金部交谈了,已经来的就别走了,需要的就留下,不需要的就重新分配。有分配到华建的,有分配到邯郸的,这儿留一部分土建人员,有司机、工地主任呀,还有些干部就留下了。我是准备回北京的,当时李恺、王焕新他们说你别走了,我们这儿正好需要医务人员,需要你们这样的人,他们说我们已经跟二机部说好了,从你们那儿选一部分人,我是其中之一,就留在厂里了。我是这么进厂的。实际上我不是跟他们筹备处一块儿来的,人家筹备处都住在30号,条件都挺好,不需要医务人员。他们的合同医院就是二医院,人家离医院挺近的,所以不需要。我是代表乙方这么过来的,过来以后不是打官司输给华建了嘛,大批人马就不能来了,已经来的政工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炊事人员,凡需要的都留下了,基本挑的都是过硬的。你像基建部门留个马庆玉,那是搞建筑多年的,他原来是工地主任。还有党群部门的一些,还有一些司机,再有一些基建技术工人留下,搞质量监督。王焕新当时就负责基建,原来咱们这儿成立个基建处就是这么来的。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留下来的。当时王焕新就说你上30号吧,我就归到30号,他们都是在东河区分散居住着。还有几个单身家眷没来的时候,靠30号北侧有一溜平房,我们就住那里头。后来基本固定了,这部分人已经留厂了,说家眷愿意来就可以接家了,那个时候我就把我爱人接来了。我一个,还有一个护士,加我爱人,我们一共是三个医务人员。我们原来和首钢是一个单位,后来都归冶金部,冶金部下边有个建筑局,建筑局有个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我们从那里弄出一些人成立了个卫生所,有20多人。

记者:

您那会儿是所长吧?

张珍:

当过所长。其实我来时候就定一年,现在叫订合同,我和人事科长说,我去可以,咱们搞医的,本来就要为职工服务、为病人服务,那边又需要,我说我可以去,不带家,不带户口,我只干一年,我再回来。因为我父母、我全家都在石景山那儿,所以我就一个人来了,准备干一年就回去。他说行,你先去一年,把这个摊子给弄起来,你再回来,我再换人。你说领导说话咱们得相信吧,嗨,结果就弄出打官司这么个事来。后来冶金部就留下来一部分人。为什么有不留的,那都是有点原因的,也不管你技术条件什么的,经过政审,差不多的才能留下。我一个当兵的,在军队我就搞医,他审查我历史,我啥也没有。那时候思想跟现在不一样,王焕新亲自跟我谈的话,他亲自到我那儿去的。我来这儿三天没干活儿,就准备回去了。我知道这个信儿了,打官司打不赢了。我连药箱子一律没打开,我说别动。那个护士说咱们得打开,我说这事没定,咱们不行就回北京了,还省得再包装。就在这个时候王焕新找到我,左谈右谈的,我说我不是你们单位的,我得回去呀,你黄了和我没关系,你再另调人。王焕新说我们都跟冶金部、二机部联系了,你们这帮人我们要留一部分。他说我们这儿也没医务人员,当时我说算了,留就留吧,在哪儿不是干呢,我就是这么留下的。既然答应了领导,咱们就得干活儿吧,就在30号小平房北侧紧东头给我一个小屋,弄个药架子,把药都打开,我们俩就在那儿支扒起来了。你得买药吧,没有行政公章,医药公司不卖给你。

记者:

没证明不卖给药?

张珍:

不卖,那都是固定的,进药都得上医药公司,我说这怎么办呀。我说这样吧,咱们起个名吧,就叫冶炼厂卫生所。就在30号成立了内蒙古冶炼厂卫生所。刻个公章,这就有章了吧。只有是医疗单位,有个公章,再做上医药品计划,医药公司才能卖给你药。卫生所当时的任务就是给30号一部分零散的人看病。我说咱们病人也不多,就搞巡回医疗吧,一个礼拜到解放路13号去一两次,给有病的家属、小孩看一看。有时候职工到那个卫生所看病、开点药,该休假的,医生给开个证明。以前他们都上二医院,后来我们都给揽过来了。我说这段事都是1958年7月份之前,7月份以后这个厂的建筑就铺开了,筹备处那些人当时起个名叫什么呢,叫下基层到前线去。我记得7月1号还开了一个动员会,李恺讲的,就是动员深入工地,到工人村来。我们就跟着都到这儿来了。也没地方呀,我的工作单位还是在30号,到时候我就坐着砖车,拉大砖那种车。那时候筹备处就一个车,美式吉普,那是李恺和王焕新办公用的,就那么一个车。我们就跟着拉砖的车来,中午吃完饭休息休息,晚上就回去了。有一部分人就住在这儿,住在一个帐篷,有一个小平房,又是食堂,里面能睡觉。食堂原来是个马棚式的,有个万老头儿是个地主,他在这儿住,咱们厂清厂的时候把那些成分不好的通通清到羊山窑子以北,不准在方圆19.5平方公里以内出现。他走了以后,咱们就接收了,反正人也不多,吃饭就在那儿,有一口井。那个井32米深,里头都是死耗子,那水咱也不能喝呀,尤其我又是搞卫生的,我宁可不喝水。掏井的时候我记得下去几个人都掏不了,特深,弄个辘辘摇,下去待一会儿就不行了,一摇铃又上来了。最后没办法又把那个老地主找来了,跟他订个合同,掏一次给多少钱,出了事我们不负责。这个老家伙下去给掏了掏,后来把那些死耗子乱七八糟给弄出来了,那水都发乳白色。

记者:

那他怎么不怕?

张珍:

他是当地人呀,这井就是他的呀。他下去过一次,后来咱们有的人也能下了。7月份以后,这边平房就建起来了。那时候搞建筑相当快,一个小平房一天一宿就盖起来了,打着地铺就能睡人了。王焕新他们来了,那么大厂长也住小平房。我们来了以后都住小平房,这时家属都进来了。这时医药还得跟着来吧,这30号就没我们的事了,30号从7月1号以后都拉进来了,我们就在现在医院东侧一个倒座小平房搞了个诊查室。我一个,我爱人一个,加上刘甫元,后来我看人不够,又从包头市调来一个,是通过卫生局调来的,一共这么4个人。到1959年的3月份,从东三省各个地方,大连、沈阳、本溪、鞍山,从这几个城市比较大的医院调来一部分医务人员,这回来了将近百十来人。这人来了总得有个地方吧,原来我们三个人的卫生所就不要了,往西边一点,也是在医院的北边,有一溜灰色砖房,我们就占了一溜儿砖房,因为人员来了,眼科、外科、妇科都全了,就在平房门口挂上个小牌。内科护士来了一大批,都是从大连来的,那时候都是单身,有家眷的,家眷也没接来,基本都住单身。你说它像医院,它又不是医院,你说它是卫生所,它比卫生所还要大,基本就是一个大卫生所的组织形式、结构形式。但是房子就是平房,出门就是沙土地,进门就是砖头地,把房门一关,有病人就在那里看,就是几个简单科室,内科、眼科、外科就初具了,留一部分人就在那儿应付着。这不是人多吗,这人多也不能待着呀,我们一般注重对卫生人员的培养,就支援外单位去吧。像华建医院、一医院、二医院,去的大部分都是护士,大夫很少,名义上是代培,说穿了就是给人家干活儿去了。什么代培,这些人都是从大医院来的,技术能力都相当强。

记者:

那几个专家,像郭玉书,都是后来的?

张珍:

有的是先来,有的是后来的,像郭玉书来得就比较早。

张珍(右一)在病房中

记者:

都是尖子?

张珍:

郭玉书算个尖子。王静成一个,刘耀宗一个,从大连还有两个专家没来,1959年调来他们五六个尖子,1964年还来了一部分。

有的人就不来了,当时说是到二机部,结果不是到二机部;说是到北京,结果不是到北京。人家就抓住这个,既然你说调我到北京我就不走,你并没说调包头啊,你说包头我可以不来嘛,有的来了闹情绪,我不干了,就走了。像那个胆道专家姓于,那是大连胆道外科的一把手,人家来了干脆就要条件,医院要500张床,在这儿可以,我有条件。他爱人是搞幼教的,幼儿园你得给我盖多大多大,因为他爱人要来。那时候二栋楼那儿是最早的幼儿园,他说这不行,规模太小。医院当时咱们定100张床,他不干。他就以这两个条件为借口,实质他是不愿意在这儿,但是不愿意在这儿他得提出理由。他明知道咱们厂没这么多人,不会建500张床,他也知道咱们没那么多小孩,也不可能给你建那么大幼儿园,他就用这个来提条件,你不是不干吗,那我就走。就以这个名义,有的人就走了。到了1960年那时候,咱们建设吗,好多卫生人员成立了跃进队,另外还有下乡的。像我1959年到1960年这个中间,还到固阳西斗铺去过,我跟着包头市去了五六十人,医院2个人,厂子里2个人,我们4个人随着包头市党政干部下乡到西斗铺。1959年3月份还是几月份,我就跟着下乡了,1960年以后就把一栋、三栋、四栋、五栋楼盖起来了,医务人员不是多吗,医院的前身就在那儿了,所以也没正式宣布成立,就按照医院的性质叫内蒙古冶炼厂职工医院。当时是在三栋楼还是四栋楼我记不太清了,因为医院没建吗,大概是四栋楼,一层住的是职工,二层三层就给医院了,就成立几个科室。1959年来了这些尖子,他得有活儿干吧,弄二三十张病床,1960年几月份就成立医院了,就在四栋楼。另外一楼还有厨房,得给病人做饭,真正医院的前身在那边,叫简易医院吧。这个简易医院有30张病床,有手术室,有外科,有放射科,科室还挺全的,内外妇儿这四大科室都有了。1959年来的这帮人除了外边学习的和一部分下乡的,还有去跃进队的,剩下的在那儿就进行正常的门诊和医疗,担负在厂的职工、家属的医疗任务。根据当时那个力量,简易医院基本还可以,能完成任务,技术力量和设备力量看着还可以,到1962年初就宣布医院建成了。咱们现在这个医院是100张床,这个医院和石拐医院是一模一样的,后来就从四栋楼搬过来了,这就算建院了,正式建立国营建华机械厂职工医院,当时叫这个名。到1962年,这个厂才有自己名副其实的职工医院。医院当时设有门诊一部分,病房一部分,门诊科室基本都有了,内外妇儿皮肤都有了。另外有两个门诊部,医院本身一个门诊部,厂区还有一个门诊部,这个门诊部专门负责厂区职业性的损伤和疾病,那时候大概有三四十人吧,这科那科也挺全的,我当时是门诊部的副主任,主任是曹亚南。曹亚南是二○二厂医院的副院长兼厂区门诊部主任,我们俩在那儿搞门诊部,刘耀宗是院长。

记者:

曹亚南没听说过。

张珍:

曹亚南是1959年3月份来的,她是妇产科的,那时候还没结婚呢。

记者:

这是个女的?

张珍:

是个女的。成立厂区这个门诊主要解决职业性的损伤,还有一般性的损伤,加上一般性的疾病,就免得出厂了吧。那时候吃饭都不让回去,吃饭不是有二食堂吗,吃完饭上6小时班你再回去,中间不准回去。那叫二○二厂职工医院厂区门诊部,有二三十人,大概没干多长时间,干了有半年多吧,就觉得那儿人员浪费太大,人太多没事干,没人看病去。病一点就拉到医院去了,厂区和医院也并不太远。门诊部一帮人干啥呀,又是主任医生、外科医生,又是内科医生,什么都有,就说算了吧。后来经过医院支部党委研究,说别搁那么多人了,咱们还是回来吧,就把那个门诊部削减了,有些设备也拉回来,人员也拉回来,留上三四个人作为初疗救护,小伤小病的能看就看,不能看就打个电话要个救护车拉回去,或者跟厂里说自己用车拉回去。撤,厂子还不让撤,我们的意思就是不要放人,他说不行不行,这地方必须得放人,有时候出不来就得上那儿看,还得上岗位呢。我们就留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就轮换,一年半载就换。削减的这些人回到医院,别的科都有了,就缺个职业病科,就把门诊部撤销,在职工医院成立了个职业病科。1962年、1963年,咱们厂已经基本投入生产上轨道了,厂子规模逐渐扩大,生产任务和科研任务都上来了,从苏联又回来一部分专家,跟苏联闹别扭后,专家也都撤回来,像刘允斌这些专家博士都回来了。厂子一扩大,这职业病又是个尖端,咱们没搞过,另外像当时医务人员那个水平,按厂子这个疾病分析来看,要是一般传染病和一般流行病,医院都能看,就这个职业病,当时就重点宣传这个厂子的职业病怎么重,内照射外照射,汞,这都来了,还有一部分皮肤,这都是职业损伤和职业影响吧。这咱们还得调人,那时候从二机部调个人确实不费劲,又调来几个专家。因为考虑这几个科室比较薄弱,从哈医大调来一个放射科主任,吴景环。皮肤科当时反映这儿痒那儿痒,上班工作调动,到底是职业影响还是一般的影响,没个专家也不行,又调个皮肤病专家徐连佩,他是北京皮肤病研究所的主任,是1959年北京协和医院毕业的,资历挺深的。内科力量也不行啊,又调了个赵福耀,内科主任。

记者:

他从哪儿来的?

张珍:

他从锦州医学院。他算主任,也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很早的,三十八期还是三十几期,内科又加强了一个。后来1964年调来这么几个专家,把医院的技术力量又充实了一下。像五官科有了,白重光,1959年来的,是耳鼻喉科主任,来时候就是主任医师一级的,级别也不低呀,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调出来的。当时的设备逐渐增加,我记得为了体检,咱们曾经申请购进波兰的一个设备。咱们定的职业病入厂要检查身体,做个本底,就是你就业前体检一下,你的身体状况给你留个底,就业若干年以后,每年检查一次,来观察你的身体变化,看你肺部各方面发生什么变化,和职业有没有影响,那时候我们已经就把这个搞了一套。这个工作每年要大量体检,有的必须一年检查一次,那时候咱们的预防医学就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体检老用这个大的胸片,14×25的,7×14的,太浪费了,就说买个尖卓吧,也是属于照相小片,然后它有一个设备可以放大,像那个放大机似的,“啪”一放,就变成大型的,这一看就清晰了,平常就是个小片。当时必须得买这套设备,考虑这个厂子的特殊性和它的职业性,职业病这个角度要求太严,所以我们就申请。申请外汇当时就申请了将近半年,我还亲自为这个外汇跑了一趟二机部。那时候外汇得二机部批准,没外汇根本买不回来这套设备,这是当时唯一的进口设备。后来都是国产的,上海医疗器械厂生产的,200毫安、500毫安X光机,像手术台,凡是医疗器械,我们大部分以天津、上海为基地,因为这两个城市轻工业比较发达,在全国比较起来还算是比较先进的城市。当时就买了这么个东西,所以职业病科加强了,各个科室力量也都加强了,这个医院基本上就初具规模了,对外挺有影响,对内也挺有威信的。这职工一看专家教授一级的给我们看病,心情都挺好。像二医院、什么医院呀,有好多学生,我们这儿的尖子,像科主任,都是他的老师。你像二医院放射科的欧阳,就是我们放射科主任的学生。还有耳鼻喉科有几个,外科有几个,他们都是沈阳医科大学毕业的,这些人资格也老,是带他们的。

记者:

咱们医院当年很厉害了?

张珍:

在包头市挺有名望的。就是咱们这个地区闭塞,和外界没接触,不准给市民看病,只能为二○二厂职工、家属服务。对周围小村农民是没办法,医院有一条规定叫救死扶伤,周边农村病人来了你不能不给看吧,就只能看到周围小村这些农民。像包头市有些慕名而来的进不来。你说二○二厂有个专家看病挺好,那不能来,你请去会诊行。像刘院长,有时候二医院请刘院长到他们医院给一个什么什么病人会会诊,那行。

记者:

去行,来病人不行。就是保密。

二○二厂生活区的新跃广场

张珍:

就是保密限制。所以按当时咱们医院的技术水平能力,都不低于市医院。我们医院是市一级的综合医院,我们业务领导机关是包头市卫生局,和二医院、三医院、四医院都是平级的。卫生局一开会召集这几个医院,像包钢、一机、二机、二○二,我们虽然在行政和人事上不是领导关系,但是业务上和卫生行政这些事还得归卫生局管,传染病管理、环境卫生、公共卫生这一类的,还得归卫生局管。所以那时候咱们医院还是不错的。

记者:

设备跟他们比起来也不落后。

张珍:

设备稍逊色,那时候咱们设备是有点不行,因为咱们没钱。就是说二○二厂有钱也不往这上用,那时候像科研费可以弄个几百万,可医院买东西,从增产节约这个角度一般不批。1964年建八一二厂,当时跟苏联关系不好,搞三线嘛,八一二厂实际就是二○二厂的一部分。

记者:

对,从二○二厂分出去的。

张珍:

分出去的。工程技术人员、生产科研技术人员调了一批,医院调了一批。

记者:

老师没有跟着走的吧,文教有没有?

张珍:

有,文教也有。到“文化大革命”以后高景发是厂长。

记者:

高景发是干啥的?

张珍:

高景发是二机部什么局的一个局长啊。原来他是铁道部的,后调到二机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厂长不是都瘫痪了吗,他受命来二○二厂。这个人还可以,我还接触过他。

记者:

他完了以后就是苏受锷了,“军管”。

张珍:

不,“军管”早。也就是苏受锷“军管”的时候,高景发他们就进来了。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乱糟糟那时候,高景发他们进来的。二○二厂医院就往外调,搞三线建设,那时候又挖地道,“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就出来了。我记得高景发找的我,当时我们医院的领导班子也完了,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不是有个三结合嘛,不知怎么看中我了,把我结合进去了,就让我分管业务这一摊,因为我懂这个。

记者:

那时候是革委会副主任?

张珍:

也不知道副主任是什么玩意,反正把我结合进去了。还是造反派掌权吧,我又不是造反派,我一天看病也不关心那事。没人敢惹我,我也不参与那事,你惹我,我也不听你那一套。当时就往八一三调人了,高景发找我说你看医院这些人怎么往外调,我就给高景发提那么一个建议,我说高厂长,你让我说你得给我个底,叫医院还是叫卫生所,我不能瞎说,我得按你的前提配置人,你要说叫院,我就给你留医院这套人马,你说叫卫生所,我就按卫生所留多少人,成立什么科室,我可以给你设置。他说还得叫医院,我说那就简单了,叫医院所有科主任一个别动,这好不容易把业务带头人都弄来了,如果你又把人分散,东一个西一个,我们医院再找带头人就不那么好找了。我说叫医院,带头人一个也别走,咱们几个主任一个别走。主任以下的,包括主治医师这一级的,医生、护士,你要多少我给多少,你想要谁我给谁,我就留这几个人。我就给他出这么个主意,后来他说行吧。医院大动就两次,这一次很危险,如果没有一个人认真负责的话,很可能骨干就调零散了。当时头脑不清楚,“文革”时期,有的人负责,有的人可能不负责,跟我没关系,你让我走我就走,你让我留我就留下来,你愿意调谁就调谁。他不负责任,我就没让,你是医院你就得留这些人,不是医院那好办。所以当时按医院,这几个人就没走了。从“文革”开始,呈现跳跃阶段,别说我们医院,教学系统乱八七糟,生产系统都不生产了,打砸抢的都出来了。医院张宇是书记,我是副书记。

记者:

张宇就是李德逊的爱人。

张珍:

她在医院当书记。当时成立一个卫生局,刘耀宗任局长兼医院院长,医院还有一班人马。后来撤销矿区。当时领导找我们商量,你们是叫卫生处还是叫医院。我和刘耀宗俩一琢磨,我说不叫卫生处了,我们医院那么大,上面多一层领导麻烦,有时不请示他不行,请示他没用。结果人员还是我们这儿兼的,但是这医院要按处级单位对待,我们就处院合一了。那就是1979年了,矿区1978年撤销的,卫生局撤销以后就变成医院了,还叫职工医院,真正处级单位职工医院是在1979年定的。从那以后我们就把处撤销了,因为我和刘耀宗是从卫生局过来的,过来以后你不能降格吧,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和编机构的那些领导提出来了,当时我记得是杨书记去的,说可以吧,你们处院合一吧。这是1978年以后一个小小的起伏,再以后起伏就不大了。改革开放以后,医院才慢慢起步发展到现在,设备、科室设置、人员、经费,都和原来那套不一样了。我是1993年下来的,1993年以前改革开放刚从理论上探头,实际上没有经验,只能是上面怎么唱我们就怎么唱,究竟怎么改革怎么开放,什么市场经济,我们只能跟着宣传部天天学着点,但只能是感性认识,谈不到太深的东西,反正医院在厂里也不是一个重要岗位。1994年我是书记,董作举是院长。最早我是书记,刘耀宗是院长,康兰忠是院长,黄殿华是院长,这是我们一个班子。刘耀宗退休了,我退休了,康兰忠调走了,黄殿华调走了,这一套原有的班子都没了。

记者:

您怎么当的兵?

张珍:

我那时已经不在村子里念书了,我父亲把我送到一个离我家15里路的一个完全小学,那个学校不错,我们村有5个人在那儿念书。家里那时候没钱,不是背咸菜就是背高粱米,一个月老背,把家都背空了。我们这几个家都没什么劳动力,都靠父亲。后来背不起了,正好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分校招生,还没到我们那个学校去,是到村里招生,我父亲他们几个家长知道了,说快别让孩子在那儿念了,供不起,正好这是个军校,所以就都给我们报名了。当时是解放初期,我们就念了那么几天书的人也算是有文化的,就说这几个人不错,一窝端,把我们5个全端走了。我们就到了宝坻县,其中一个叫王良,他家是富农,可是这个小孩真挺好,到那儿一审查,不行,退回,这人到现在都找不见了。所以5个人就留了4个人,就在那个学校念书学医。那个学校挺大,总共有5个大队,一个大队就好几百人,校址就在东陵那边。

记者:

叫遵化吧,那是山沟里头。

张珍:

遵化县马莲山谷,它不属于山沟,那个地方是丘陵地带。那时候我们就在东陵的庙宇里面学习,也没桌子,上课就坐一溜,背包往屁股底下一搁,上面有个板,然后拿个讲义,老师讲我们就在那儿看,就这么学习。睡觉一个挨一个,铺的都是稻草夹席,发一套新装,出操、干什么的完全是军事化要求。1947年以后,东北解放战争开始了,林彪在那儿指挥四野打锦州,那个学校就不能毕业了,战时需要,就把我们给分了,我当时就分到打锦州那个地方去了。

记者:

您给我们讲讲打仗救伤员这个事。

张珍:

这不是打锦州吗,实际上那个医院是个战地包扎所或者叫战地医院,我记得我是第三后方医院第27所,它下面还有所。我们那个所不分医生护士,就那些人,包括做饭的,一共十几个人,就成立这一摊。这个地点就叫涝泥塘,是个山区,老百姓的房子腾出来,收拾得干干净净地接收伤员。没有医院,我们给简单包扎做完手术以后,进入病房,这些人就轮流护理。有些解放兵,就是我们俘虏过来的,我们也收啊。这些人能干活,一个屋安排一个俘虏兵。

记者:

就是戴罪立功吗?

张珍:

戴罪立功。找一个轻伤的俘虏兵打扫卫生,生活起居你都看好。战争环境下,人的感情不一样,也知道他是俘虏兵,但咱们那时候政策好啊,优待俘虏,跟他们处得都挺好的。他也知道自己是俘虏兵,他也不敢起事。咱们那些人也不对他们另眼相待,像亲兄弟一样。作为我们医院来讲,不管你是俘虏的还是自己的伤员,一样看待,该用什么药我一样给你用,不是说我有药不给你用,有好的不给你吃,都吃一样饭,用一样的药。那个锦州战役很惨烈,光我们医院就弄了10000多名伤员,就光我们这一个小单位,万名伤员,《东北日报》给登的,我们都上报了。那一段也挺苦的,过兰河,飞机扫射,有时候正吃饭,飞机一炸,饭也没了,人也趴了,死的就算死了,活着的就跟着走。战争是残酷的,那三年我是体会深了。东北全线解放以后我们就好了,伤员也没了,我们就入城了,我到沈阳待了一段时间。

记者:

您对古韦熟悉吗?

张珍:

古韦也是内蒙古来的,那人,在内蒙古这一片来讲,只要是他签的字,没有办不成的。

记者:

原来说他是剿匪司令。

张珍:

是个英雄,打出成绩来了,当时是乌兰夫还是谁,还奖励过他一支手枪。所以在盟市一级一说古韦,没有办不成的事,都给面子,只要古韦那两字一签就管用,他就有这个本事。我怎么知道呢,他爱人叫宋攀,是市卫生局长,二○二把我调去了,我就在她身边。有时候我就把医院的车调去了,我有车呀。有时候宋攀他们那儿没车,我就把这个车交给宋攀。古韦、宋攀,我们几个人都还挺不错的。

记者:

王世明是不是挺有点水平?

张珍:

王世明有水平,资格也挺老。

记者:

李恺不是大学生吧?

张珍:

不是,李恺、王焕新都不是大学生。像我说的那几个老的,没有一个大学生。包括张诚都不是大学生,那时候的领导班子都不讲究大学生,讲究资格老、级别高就行,不讲究学位,你能打开局面就行,像张诚和包头市委书记是平级。(田炳信/刘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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