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立功于塞外——首任厂长张诚访谈录

2019-09-29 15:43     编辑:李斌

人物简介

张诚:山西省霍县人,1921年出生,早年在家乡做过小学教师。1938年3月参加革命,做党的地下工作,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1942年,先后任《新华日报》发行员和三分站经理。1942—1948年,分别任河南、河北、山西文化出版部门负责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任《北京新大众日报》《工人日报》经理和秘书长、全国总工会财政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12月调二机部,历任核工业二○二厂、八一二厂、八一三厂首任厂长、党委书记等职。

二○二厂建厂初期,他带领第一代创业者战胜了建厂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在二机部的领导下,完成了建厂的艰巨任务。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组织、带领广大职工一边抢建工厂,一边垦荒种地、生产自救,渡过了难关。苏联毁约停援后,他组织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制定攻关方案,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发展我国的核燃料元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诚是我国核燃料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记者:

多年以前厂里建展览厅时,我和几位同志来北京找过您一次。多亏那次您和阿姨给我们翻箱倒柜找出来的那些老照片,如今这些老照片我们都用在厂展览馆和《二○二志》等书中。

那次杨朴厂长和他爱人也给我们提供了好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如没有你们两位老领导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照片资料,那建立厂展览馆可就抓瞎了。当年的照片就您和杨朴厂长手里还有,目前厂里的老同志手里都没有,说当年保密部门怕泄密不让照相,就连仅有的一些照片也收缴上去销毁了。

张诚:

这都是我老伴给保存的,几十年保存下来也不容易,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当年有照相机的不多,厂里也不让照相。2008年厂里50年大庆时,我和老伴原本准备回去看看,我还和杨朴厂长通了话,他爱人已经去世了,他身体还可以。后来说部里不让搞得太大,老领导们都没请,我们也就没回去。

建厂初期,职工开展挖土方大会战

记者:

你们这些老领导、老同志创建厂子的经历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想把你们走过的路程记载下来,历史不应该是空白。这次想请您讲讲您在二○二厂工作的情况,也就是现在说的口述历史吧。

张诚:

不知你们找杨朴厂长了没有,二○二的先期工作他了解得多。选厂址、开始施工建设等工作都是他做的,包括王焕新、李恺。王焕新早去世了,你们应找找杨朴,他是最早的。

昨天我大概翻了一下你送给我的《二○二志》和《风雨同舟五十载》这两本书,书写得挺全面,各个方面都涉及了,不错。对几十年前的二○二厂的事我都有印象,现在来讲一个是记不起来的,一个是记错的,从这个材料来看,反映得比较全面。

我出生在1921年,老家是山西霍县。我参加革命是1938年,在老家当过小学老师,搞地下党的工作。在到二○二厂之前,我在《工人日报》和全国总工会工作过。

记者:

您是1958年从全国总工会调到二○二厂工作的?

张诚:

我是1958年12月从全国总工会财政部调到二○二厂任厂长兼党委书记的。当时因为保密,二机部跟我谈话不说厂子在哪里,直到送我到了北京火车站才告诉我是包头。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那时刚建厂不久,厂区和生活区已开始施工,各方面遇到的事情也不少。那时“三年困难”,吃窝头、土豆,没有肉吃。1959年庆国庆,在大食堂搞全厂“土豆大会餐”,当时生活很艰苦。

从我的印象来讲,包头这个地方开始是非常艰苦的,人们来之后有人也说牢骚话,有一些顺口溜,说这里的环境是无风三尺土,苍蝇赛猛虎。差不多去了以后大家都把这个当口头禅了。新招到厂里去的是河北一批学生、山西一批学生,学生都是学校出来的,听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有从各个地方来的工人,东北来的,华北来的,主要是东北的,这个是干活的,使劲儿干的,大家一起弄。另外就是上海来的技术工人,大家对这些人希望很大,从厂子里面来讲是骨干嘛,部里也是这样交代的。但是他们来了以后对厂子里面震动很大,他们那批人带队的是吴学超,来了以后吃没吃饭我记不清了,统统走了,是吃了一顿饭就走了,还是没吃饭就走了,反正没住下。

记者:

上海来的这些人在厂里一夜都没住就走了?

张诚:

没有,全部都走了。我也就跟着到上海去了,去了以后,上海市委派人叫他们回包头,但没有一个人回去。那个时候是上海化工厂还是哪个厂的人,有那么几个人表示愿意回去。他们主要就是觉得生活很不习惯,说是吃小米不能理解,吃面食也不能理解。那个时候包头没有什么大米,所以说动员一些人怎么回来的,我的印象里面没有。我到厂后,首先遇到是施工单位劳动力不足和运输车辆少的突出问题。

建厂初期大会战

记者:

当年挖土方还那么困难吗?

张诚:

当时挖土方不像现在全是机械挖,那时全是人工挖。当时全国都在“大跃进”,我把已经来厂的职工组织起来支援施工单位挖土方和搬运建筑材料,成立了“基建跃进大队”,共有400多人参加。当时正是1959年春节过后不久,挖冻土很困难,大家为了加快进度,想了很多办法。各队之间开展劳动竞赛,互相比干劲,平均每人每天挖冻土2立方米。天暖和之后,一个人最高每天挖土15立方米。那时生活非常困难,“三年困难”已经开始,吃的是高粱面窝头还有土豆,有时还吃不饱。1959年10月,为庆祝国庆10周年,搞了次全厂大会餐,主副食全是土豆。那时,干部和群众在食堂同吃一样饭菜,并尽量挤出时间参加挖土方。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提前完成了主辅工程的土方任务。土方大会战使二○二厂第一期工程得以提前施工,为后来“以土建促安装”,敦促苏联提前供应设备和专家提前来厂帮助安装创造了条件,使苏联按合同供应的设备有80%以上在苏联毁约前到货。

记者:

二机部部长宋任穷是1959年来厂的?

张诚:

1959年2月,宋任穷来厂。宋任穷没架子,他来厂后和大家一起住在刚建起来的小平房里。他到施工现场检查工作,在职工大食堂给全厂职工做报告。他说要把工厂建设好,拿出合格产品,要依靠苏联专家,但不可能长期依靠,专家总是要走的。根据宋任穷的指示,我们组织厂里的技术人员学习苏联提供的初步设计。1959年底,我从部领导那里得知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要做好思想准备。1960年初,刘杰副部长来厂,他要求苏联专家一旦撤走,我们的生产还要接着搞上去,必须要做好这样的准备。为此,全厂掀起了“苦学苦钻,自力更生,猛攻科学技术关”,抓紧学习生产技术的热潮。

苏联专家在二○二厂

记者:

苏联专家是何时来厂的,来了几个?

张诚:

1960年4月,苏联专家来厂,来了五六个人。不久部党组就通知说,苏联专家可能撤走,停止对我们的援助,让我们抓紧向专家学习。于是厂里的技术人员就抓紧时间,想各种办法向苏联专家学习技术。我记得苏联专家组长对我说,这个厂建成投产后,应重点抓好产品的质量、安全生产和剂量防护。苏联专家1960年8月撤走,来厂只有四五个月。

1960年10月,从第三设计院调来一个设计室,来厂成立设计处,负责工程设计。开始只有37人,后来发展到270多人,他们不仅承担了二○二厂二期工程的设计,还承担了八一二、八一三厂的设计。后来是1973年,在这个设计处的基础上组建成二机部郑州第五设计院。

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培养出一大批自己的核燃料元件科研和生产专家,还聘请了一些化工、冶金、分析专家来厂工作。先后从沈阳、北京等地调来陈健、曹大义、宗庆贤、刘允斌等一批高级科技人员。陈健来厂后任厂副总工程师兼中央分析室主任,他在原料和产品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技术指导和组织工作。曹大义来厂后任六车间主任,后改为四车间主任,在试制反射层核部件和生产堆元件技术攻关以及大生产中,做了大量的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宗庆贤来厂后,组织拟订了全厂的技术管理制度。刘允斌来厂后任三室主任,在氢同位素分离的科研攻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

厂里当时有不少部门领导都是知识分子担任的。

张诚:

从1962年开始,全厂各车间、研究室主任和技术业务处、科长都是选用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担任,就是车间、研究室工段、分室的技术段长和分室主任也都由技术人员担任。

记者:

当时“抢一线,保二线”是怎么回事?

张诚:

1961年7月,厂里提出了“抢一线,保二线”的方案,并提出了“全厂保一线,一线带全厂”的口号。二○二厂属于“一线”工程的有四氟化铀生产车间、贫铀核部件和辅助工程。四氟化铀生产工艺,苏联设计的是半湿法,由于半湿法工艺用的几台关键仪表苏联停供,国内又不能制造,加上去实习的是湿法工艺,因此,由杨朴、李恺、洪景荣等提出改为湿法工艺。经二机部批准后,又重新调整了工艺设备布局,在华建安装公司和一车间职工共同努力下,到1962年3月,化工部分设备已经安装完毕,经过调整、试车和岗位练兵,于1962年12月12日正式投料试生产,拿出合格产品,为兄弟厂及时提供了生产六氟化铀的原料。

在副厂长乌恩的组织下,在一座改建的简易仓库里,二室广大技术人员和工人于1964年3月使贫铀核部件的试制通过了技术关,拿出了合格的核部件,保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需要。

记者:

二线是怎么回事?

张诚:

“二线”主要是生产堆元件和氘化锂-6生产线。生产堆元件战区由杨朴副厂长负责指挥,氘化锂-6战区由乌恩副厂长负责指挥。在部里张沛霖、曹本熹两位总工程师的指导下,1964年开始试制考验元件,1965年正式投产。

1964年,汪德熙、张青莲、金星南、曹本熹等专家来厂检查评议氘化锂-6生产线,讨论通过了联动试车和投料试生产大纲,开始联动试车。到1965年9月生产出我国第一批氘化锂-6合格产品,为我国第一颗氢弹提前试爆提供了装料。

二○二厂从1957年筹建,到1965年全面建成投产,用了9年时间,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为核工业做出了贡献,并为第二、第三套建设输送了骨干力量。

记者:

赵祥昌厂长带队从云南选到甘肃、四川,去了很多地方,反正是走了很长时间,好几个月。赵祥昌厂长也是山西人吧?

张诚:

他是山西人。抗日战争期间,他本身是个纺织工人,在后勤部纺织厂里当过厂长,解放以后到了内蒙古,内蒙古把他派到二○二厂。这个人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能吃苦,本质是很好的,就是说一般的都能做到,艰苦奋斗、吃苦耐劳,都是很好的。他去选厂准备战争。派他去选厂,他跑了很久,至少一两个月,带了一批人,侯瑞丰跟他一块儿去的,转远了,到了云南、甘肃和四川等地。

记者:

选二○二厂的二套,也就是八一二厂址时,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去了?

张诚:

好多地方,你看云南、甘肃、四川、宁夏、山西、陕西都去过了,最后到了四川。四川厂址不是他们选的结果,他们原来选的是南川这些地方,现在八一二的厂址原来是四○五厂的厂址。他们去以后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就把人家选的厂址接过来了,四○五厂他们自己也觉得摊子太大,厂子如放在那个地方放不下,一个厂房就从这面看不到那面,所以部里决定八一二厂到这个厂址去,四○五就另外选厂,就这样有了八一二。八一二建厂,一去就有了现成的厂地。开始说是把二○二全部搬过去,要战备转移。

记者:

要把二○二厂全搬过去,不是划出一部分过去?

张诚:

开始上面的意思就是全搬到四川去,后来整个的形势变了,才不全搬,就是原来二○二的轻材料产品先搬。以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八一二就建厂了。二○二说全搬但没搬,轻材料全部搬了,搬到八一三。把轻材料搬到了八一三,把重材料搬到了八一二。

那个时候对战争的估计比较高,中央和毛主席一讲话,一线整个全部搬。后来因为形势变了,不搬了,但还是准备打仗,这样就有了八一三。八一三就是进洞,远看像农村,近看像民房。

记者:

为了隐蔽。

张诚:

这个时候直接管这个事的人在我的印象里是陈一民。陈一民好像在厂里待了一个多月。那个时候是三车间要搬家,还是全搬,有这么一个过程,以后决定是轻材料搬到八一三,其他都没动。

记者:

陈毅也来过咱们厂吧?

张诚:

1961年,陈毅在包头住了一个多月,差不多每天叫我们去。因为当时厂里事情就那么多,也没什么说的,就是去他住的青山小宾馆。他也来厂子,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天来一趟厂里。他和咱们的好多技术人员处得很熟,照片里边也有。快结束的时候和我们一起照了相片,那是陈毅要回北京了才照的。陈毅很着急、很重视原子弹这个事,他来厂接触的有领导,也有工程技术人员。

记者:

陈毅那次和你们的那张合影照片很珍贵,咱厂的展览馆和《二○二志》中都用了这张照片。多年以来,内蒙古博物馆中也一直展出这张陈毅、乌兰夫和你们一起合影的照片。那您每次去就是跟陈毅汇报具体工作?

张诚:

汇报是零星的,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今天汇报明天汇报这样的,这个时候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后,要离开了才照的相。陈毅为什么在那里住那么长时间我没有弄清楚,陈毅是怎么来的,人家的任务是干什么,这都不知道。当时他是在青山宾馆住,实际是差不多每天都来厂,那个时候陈毅跟大家比较熟,特别是那些技术人员。那个时候毛主席说的话就是原子弹要有,就是咱们那个铀的生产线已经全部上去了,原子弹爆炸了。毛主席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不管什么弹我们都要有。毛主席这个话一传,大家都动员干这个事了。

记者:

周总理当年也十分关心厂里的工作,并且有过多次指示。

张诚:

厂里的好多事情都是在周总理的关心过问下搞起来的,如他亲自为厂里解决刚建厂时的镍材问题,调拨国库几十吨当时极为紧缺的镍,解决厂里重材料生产线设备制造问题。1959年,他到包钢为一号高炉出铁剪彩期间,专门接见了我和厂里的领导,要大家大胆而又谨慎地工作,尽快把厂子搞上去,拿出产品。他原来说到厂里看看,后来没来,还高度保密。

记者:

核工业一线这几个厂子周总理好像都没亲自去过,是不是当时这几个厂子是绝密工厂,他怕去了动静太大,也是考虑保密。据说总理办公室经常打电话问二○二的情况,您跟总理直接通过电话没?

张诚:

通过,就是核材料缺100斤那回。那是虚惊一场。总理从北京给二○二打过来电话,就是说咱们核材料出了错误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汇报情况。然后二机部就派人去厂里查了好几个月吧,说是核材料丢失100斤。开始是从外围查,线索没有啊,最后查来查去是秤砣放错了,应该放100公斤的砣放成200公斤的砣了。这个是谁干的我忘了,反正都算在我账上了,具体管这个的是谁我现在记不清了。在那以后就成立了一个产品处,产品处的处长姓张,名字我忘了,以后这个人也调走了,调到那个三○一仓库去了。

厂子里面正式的生产开始就是核燃料元件,物料先搞的四氟化铀和二氧化铀,就是生产这一点点,全厂的设备共计是52台机器。

记者:

当时全厂才有52台机器?

张诚:

52台。就是二○二化工的一点点,就是二氧化铀拿来生产完,到四氟化铀都拉走,拉到五○四厂,四氟化铀再变成六氟化铀,就是这个过程。这个就是咱们那时候说的一线,就是把四氟化铀弄出去。在咱们厂说的那个一线就是这个一线,52台设备,应该说是全体都围绕着这个东西。褚杰善是七车间的,机修车间的车间主任,褚杰善在这个上头非常出力,厂子里面一说褚杰善大概大家都知道。还有就是化工部分,搞设备,锻工就是打铁的那些同志,开始也没钳子,反正是非常费劲。上海来的沈国庆曾经在解放前当过工人,当工人以前讨过饭,很困难,后来他调到八一二了。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个杜云洪。

记者:

杜云洪后来当过厂里的工会副主席,他早已经去世了。他当年跟我们说,您表扬他们是一种跃进精神、是“一把大锤、一把钳子起家”。

张诚:

他跟大家一块儿干。开始搞锻工的时候还有两个工人,名字我都忘记了,一个是老张,现在还不知道在不在,他的年龄比我都大。一开始,褚杰善为了一线实在是出了很大的力,他现在有八十大几了,后来他回去了,他是山东的。

这是一线,为了拿出四氟化铀这个生产线,整个来讲是褚杰善领导的七车间做了很大的努力。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就有了这个意识了,褚杰善是工人出身,来以前在四川一个厂子里工作。

记者:

褚杰善是工人出身?

张诚:

对,工人。当时已经成了干部了,调来以后就当七车间,就是机修车间的主任了。52台设备就是在一车间,李恺是主任,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候是白天黑夜一起抓,李恺是非常辛苦的,跟着大家一起干。但是实际的指挥员还是褚杰善,因为这52台设备要转起来。把二氧化铀拿来,通过生产拿出四氟化铀这个生产过程是李恺组织的,实际负责人是洪景荣,还有计秉贤,还有一个名字记不清了。四氟化铀主要是李恺跟洪景荣,实际是洪景荣组织的,洪景荣是厂里边的副总工程师。

记者:

洪景荣是从沈阳过来的吧?

张诚:

对,他是沈阳来的。他也是能实干,这个人不多说话。后来当副总工程师的还有杨道亨,杨道亨是搞分析的,洪景荣在车间,两个人都是副总工程师,实际组织工作在生产工艺上是洪景荣的事,杨道亨主要是在分析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是属于一线。这里面一些工人现在记不清名字了。这个时候厂子归部里12局领导,12局原来是冶金部的,从冶金部转到三机部,后来这个厂子里边四氟化铀出来了,下边怎么干?按原来的元件厂来说,这个路子还很远,要建起元件还很远,这个时候三车间,就是轻材料这部分,我现在都记不很准了。

记者:

对,三车间,即轻材料,也就是氢弹材料部分,开始在建厂设计时没有,后来才追加的,我看有关材料是这样说的。

张诚:

这个时候三车间还没有。当时部里边有一点变化,对这个厂里面的任务级别提高了,但是部里边的意见跟12局的意见又不完全一致。12局局长是孙艳清,部里边直接指挥这些事是白文治,实际工作联系人是刘伟,刘杰这个常务副部长到二○二去的很少,转一下他就走了,前后我记得去过三次,主要是刘伟。在这个过程中间,12局跟部里的意见大概不太一样,怎么不太一样我说不清楚,但是有这么一个事。这四氟化铀上去了,厂里干什么呢,这就出来一个轻材料上不上的问题。刘杰同志把我叫来,就是说要上,这个时候因为原来没有准备这一部分,刘杰同志见我的时候很客气,就说能快就快吧。厂子里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全厂所有的工人、干部、技术干部,凡是有点经验的人都集中起来搞轻材料,抽了42个人。王世明原来是二车间的主任,把他调去了,他在工厂待过一段,之前是从哪里调来的我记不清了。

记者:

王世明应该是轻材料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南方人,扬州那边的。

张诚:

他是南方人,他是从南方哪个厂调来的我记不清了。王世明就去弄轻材料,凡是能干的就调这儿来,基本上是干化工的。

很快,人就集中起来了,因为厂里那么大,集中起来这一部分人还是乱哄哄的。王世明就抓了个蒋述善,他到苏联去学习过,但是轻材料怎么回事他也弄不清楚,但是他学过化工。后来没多久,二○二领导关系就变了,变成部里边直接管了。

记者:

二○二厂归二机部直属,直接管,这地位可就提高了。

张诚:

这个时候一车间核元件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干燥炉。煅烧炉这个没问题,就是煅烧出来以后要把它再经过化工两个炉子,这个是上海制造还是东北制造的现在我记不清楚,就是这个炉子既不能干燥也不能煅烧,只能等那两个炉子,因为那是上海来的。这两个炉子是一机部的另一个单位的,人家已经安上了,我们知道他们有这两个炉子,就跟他们讲我们要这两个炉子,这个事情是周总理在那儿指挥的,就把人家的炉子拿来了。

记者:

咱们二○二厂把人家安上的炉子拿来了?

张诚:

所以这个干燥、煅烧经过一个加工以后送出去,这个原子弹才能有外壳。六氟化铀出来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原子弹光有里边不行,还得有外边,这就算是原子弹这个线在二○二正式建起来了,四氟化铀也可以,精炼也可以。这里搞金属钙的是二车间主任孟庆丰。

记者:

孟庆丰在金属钙车间工作了很长时间。

张诚:

钙车间搞小钙试生产提前出了产品,这样四氟化铀变金属这个过程就可以反应了,一车间这个就差不多完了,这里边比较妙的就是轻材料。对于轻材料,苏联那个时候他们内部的结构不知道,因为专家撤走以前大概对这个轻材料也是保密得很厉害,那么这个元件线没有了,这个轻材料就成了重要的了。这个过程就是在现场的专家知道这个设备重要,苏联有一个设备我记不清了,厂子里面说是苏联不发货,我们也做人家不发货的准备。这个时候,部里边就派了一个吴总去看这个设备怎么样,吴总为了这个在全国找。他原来是化工部总工程师,在上海工作的,把这个人调来,是准备为这个设备的。这个时候咱们联系不上,说这个设备苏联不发货,咱们就等这个设备。

这时,援助二○二厂的苏联专家已经来了,那个设备已经在路上运输,来了以后这个专家就走了,这个专家叫马林吧。

专家撤走了,设备来了以后,大家没有多少办法,就一个工程师叫马建亚,只能瞪着眼睛看。后来我们有个工程师去了,他干过这个事,人家来了以后到现场去看过,两个手同时动。那是个化工设备,我不懂,反正是他干过,他是干化工的,这个人工作是很好的,所以这样轻材料就上去了。在这里要说一下,我们这个原子弹跟氢弹的距离在世界上来讲是最近的。

记者:

我国的原子弹跟氢弹试爆成功这个间隔最近。

张诚:

对,间隔。原子弹先爆炸,然后距离的时间比较长才是氢弹,中国呢是比较近。咱们这个氢弹跟原子弹爆炸的距离在世界上是最短的,比美国短,比苏联也短,苏联比美国也短,这是生产线。后来二机部决定什么时候把研究室也搬到二○二厂,这个时候张永禄就组织二室了。二室成立以后,不是轻材料也要上嘛,就要成立一个负责轻材料研究的三室,刘允斌就去筹建三室了。张永禄是把四○一整个系统原来大概一个室搬去,变成二○二的第二研究室,分析室叫第一研究室。刘允斌呢,刘杰在部里跟我说,你们到厂里以后不要跟大家说他是刘少奇的儿子,但时间一长大家还是知道了。李妙秀跟他一块去的。

记者:

刘允斌和李妙秀他们夫妻一块去的二○二?

张诚:

刘允斌在苏联结过婚,在苏联有了孩子。刘允斌同志在去组建三室以前,厂里有个同志已经搞过一段化工研究,在某一个环节技术上过不去,这时夫妻俩去的二○二厂。搞技术的那夫妻两个,是因为家庭还是什么问题就不叫人家干了,这就是厂子里边的问题了。

记者:

把人家的工作给停下来了,不让干了?

张诚:

不让人家干了,让停下了,说政治上不可靠。刘允斌去了以后就把这个事给推翻了,他还是把两个人弄来干,还是继续接着原来的干,他很放手,很信任别人,这是关键的一步。这夫妻两个,名字我都记不得了,是不是还在,后来到了八一二还是到了哪儿,这个我记不太清了。

记者:

刘允斌到了厂里顶着压力又起用的这两个人,是不是程志翔夫妻俩?

张诚:

不是程志翔夫妻,他就是搞轻材料的。刘允斌来了以后一了解情况,很快就起用了这个人,还是让这两个人工作。原来这个厂子里面对出身不好的人有一个排挤的过程,不叫人家干了,这也是从上面来的,就是轻材料这两个人。还有那个边立本,边立本过去大概在旧社会待过,也干过化工,把边立本调走了,并不是厂子里边不要了,是上边决定这个人不能在核工业系统干。

记者:

不可靠,那当时就是政治上或者家庭出身不行。

张诚:

反正不是家庭就是他自己的问题,边立本在旧社会干过,把他也调走了。

记者:

咱们厂这个情况多了,李子彬也是这个情况。他原来在厂里二车间,后来是深圳市市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早退下来了。他那会儿也是,媳妇出身不好调不进来,他也调不出去。

张诚:

那个时候对知识分子的排挤,在二○二也有过这个历史,还走了一些人,也是因为这个关系,边立本我印象深。边立本在二车间,放在这个地方已经是矮了,放得低了,又把人家调走了。从这个工作来讲,王世明、褚杰善、蒋述善、曹大义、张永禄这些人在建厂时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技术工作除了蒋述善、曹大义,还有那个搞分析的,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在八一二,是不是还在世我不知道,年纪也大了,他的年纪比我大,这些人领导大家一起搞。作为二○二厂来讲,这个工作搞起来,除了上面说的领导,真正干的还是这些人,李恺,还有我们这个孟庆丰、张永禄,就是这些人。还有个搞化工的,在研究室里面是第一个出产品的。在二室里面第一个拿出产品的就是他这个工段,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记者:

老领导、老工人和老技术人员们说您那会儿对工作要求特别严格,什么事都亲自带头、以身作则,他们大都敬佩您。

张诚:

不行,也做得不够。也有硬要求的这种情况。

记者:

说您那会儿早早地就去厂里了。

张诚:

我起得早。

记者:

据说内蒙古自治区和乌兰夫当年对二○二厂也十分关心?

张诚:

内蒙古自治区对厂子里边的关心多,乌兰夫不能说每年都去,但经常去。内蒙古党委规定我每月跟包头市委书记高锦明汇报一次厂里的情况。

记者:

一个月就得跟包头市委书记汇报一次建厂情况?

张诚:

每个月汇报一次。跟自治区三个月汇报一次,这个是不能错的。那个时候汇报时间是哪一天那是确定的,到点就去了。去了以后,乌兰夫亲自和那个副书记听汇报,反正三个人。三个月跟乌兰夫汇报一次,高锦明是一个月汇报一次,他们对厂子里边是非常关心的。三年困难时期我跟人家汇报厂里职工生活困难,上面多给了一点粮食。反映厂里的情况嘛,当时乌兰夫就说从上月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二○二厂是每月呀还是每人呀这个我记不准了,实际增加了百分之几的细粮。当时乌兰夫说,我们内蒙古再穷也要把二○二这个事情搞上去。这个事当时是张定安管。

记者:

乌兰夫三个月听一次二○二厂的工作汇报,亲自问二○二厂的事。张定安当时是包头市副市长吧?

张诚:

副市长。当时粮食很困难,像白面,在内蒙古来讲是很困难的,我们基本上是保了,不给别人也要给二○二,在这点上内蒙古、包头做得是非常周到的。

乌兰夫听汇报,反正我记得没有错过一次时间,每次都很准时。我已经离开核工业二○二了,原来内蒙古的副书记名字我忘了,他来北京我去看他,他走时候我也送他。内蒙古对二○二,就说个具体事吧,就这次给二○二职工白面,还给了500只羊,给了若干口猪,还有若干只鸡,还有50头牛。我老伴郑金凤去养鸡了。牛是在奶牛场,咱们专门成立了个奶牛场。肖长友去养猪,他是汉族还是蒙古族记不清了。养猪也相当费劲。

记者:

他好像是蒙古族。

张诚:

不见得,他需要的时候是汉族,另外需要时就是蒙古族,因为他不会说蒙古话。乌恩是蒙古族,他会说蒙古语。乌恩的爱人斯琴也会说蒙古语。胡吉拉图也会说,他开始是保卫处的处长,后来当过副厂长。乌恩来了当副厂长。乌恩原来是内蒙古总工会的常务副主席,后来又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去当总工会主席、宣传部长。乌兰夫对二○二厂非常重视。苏杰原来是部里头二局的局长,让他去二○二厂当党委书记。我在的时候他就去了,因为我到八一二厂了嘛,他就是厂党委书记。

记者:

刘允斌去二○二以前,二机部说他的户口不用调去,户口留在北京。

张诚:

他是从北京四○一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四○一研究所工作。他爱人李妙秀跟他去的时候刘杰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他们坐火车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把他接到厂子里边,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他去二○二以后就是三室的主任,二○二原来就有一批这方面的人。李妙秀没有什么职务,她好像是技术员工段长吧,后来当过分室主任。刘允斌人家那个作风还是不错的,能跟技术人员打成一片,人很随和。

晚年的张诚(左)与李恺在四川的合影

记者:

您对刘允斌应该很熟吧?

张诚:

很公正地来讲,刘允斌这个人是很正派的,不参加什么帮派。李妙秀真是顽强,当年我们都在“牛棚”,没有人敢跟她说话,她到哪儿人都走开。两个孩子小时候也吃了不少苦,小孩们都不敢跟他俩玩。

我在厂里时的班子成员现在大多去世了,那年,我和何芹生、古韦、乌恩这些人还在呼市乌恩那里聚会了一次。时间不长,何芹生就去世了。赵祥昌、王焕新、何芹生、纪哲、古韦、乌恩这些人都已不在了,当年厂里领导班子成员现在还在的就是我一个,还有杨朴厂长一个、李德逊一个,就我们三个人了。李德逊当年是最小的。

卜克同志工作很不错,他是抗美援朝的,后来朝鲜人还在咱们《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登过寻找卜克的寻人启事,到处找他。他抗美援朝时就是团长,他和李仲平来厂时都是团职。还有当过厂里纪检委书记的刁枫树,刁枫树去世得早,好多年了。

乌杰当时在厂里第一研究室里给人的印象有点傲劲,他是一室的。

记者:

乌杰写过一部书,后记讲他怎么去二○二的,怎么离开二○二的这个过程,您可能没看过吧?

张诚:

没有。

记者:

那个书名叫《不归之路》,后记里他说他是1961年从苏联列宁格勒化工学院毕业分到二○二厂,就是您说的,在研究室任组长,因分析问题与厂领导发生争执,就要求调到兄弟单位,没调成,就调到内蒙古师范学院的俄语系任助教,他父亲乌兰夫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他讲了这段过程。

张诚:

反正他在一室工作过一段,大概是副主任。二○二厂的工作,怎么说呢,应该说我前面说的那几个人在厂里把工作搞得还是很不错的。李觉副部长现在说话很困难了,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二○二这些干部吧,因为他接触是从部里面这个角度来说的,二○二的干部工作比较踏实一些。这是李觉跟我说的。

一开始,褚杰善、李恺、迟云锡这些同志都工作得很好。

记者:

您离开二○二厂去八一二厂是哪年?

张诚:

1965年离开的。

记者:

那就是1966年、1967年又回到二○二。

张诚:

我到二○二是去过两次。第一次是1958年。以后又去过一次,第二次时间我记不清,就是苏杰跟乌恩在的那段时间。

记者:

把您从八一二厂又调回二○二厂?

张诚:

对,把我从八一二又调回来。后来怎么弄得八一二又出了问题,那时候有军管会领导,群众都不上班,怎么又把我调回去,我现在都记不清了。把我又调到八一二,我回到八一二以后做了些工作,大家又都上班了。

记者:

那您第二次回二○二又待了几年?

张诚:

待多长时间我记不得了。

记者:

二○二的军代表叫苏受锷吧?

张诚:

对,那个同志工作还是很不错的,好像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那个人说话也很少,反正是文化人那种劲头。八一二也差不多,八一二也是军代表搞不下去了,就是职工不上班了,名义上都是军代表管了,厂子里边的人是副职吧,反正不知道为什么不让厂子里的人管。

记者:

二机部的总工程师张沛霖和曹本熙在二○二厂待的时间也挺

长的?

张诚:

对,开始是曹本熙在厂里负责重材料,后来四氟化铀那段也是曹本熙管的。三室就是刘允斌那个研究室,在刘允斌去以前也是曹本熙负责,张沛霖是负责二室的,这两个人,曹本熙在厂里待的时间最长,以后是陈国真。

张诚在北京的家中接受采访

记者:

陈国真是厦门大学的教授?

张诚:

嗯,陈国真是搞分析的。陈国真是部里边派到厂里去工作,帮助建立一室分析等这些东西。

记者:

张青莲呢?

张诚:

张青莲是咱们请的,他是北大的教授。咱们建厂时从全国各地找了好多优秀人才、专家、高级知识分子、高级技术工人,五湖四海,素质很高。由于发挥了这些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二○二厂才能很快建立起来,形成基地,拿出产品,为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和核潜艇的下水做出了贡献。

记者:

按现在的说,您1958年一到二○二厂就应该算是正地市级的干部了吧,几十年后到离休还是地市级。据说当年给您的工资待遇您自己还不要,还给别人了。现在您是副省级待遇了吧?

张诚:

是按副省级了。钱多少是够?我知足。现在二○二厂的厂长叫什么,夏进禄?我好像有印象,厂庆回厂好像见过。还有那个工程院院士,那时那个李冠兴院士是厂长。听你说厂里现在有重水堆元件生产线、压水堆元件生产线、高温气冷堆元件生产线、AP1000元件生产线,二○二以后的前景会很好。

你回去以后代我向厂长书记等领导问好,向职工家属问好,祝二○二厂越来越好吧。(田炳信/刘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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