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图自在设计中——总设计师杨朴访谈录

2019-09-29 15:39     编辑:李斌

人物简介

杨朴:山东省菏泽市人,1924年3月出生。1942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贵州省团省委宣传部长、冶金部(二机部)有色金属局生产处处长兼四○八厂(二○二厂)筹备处主任,1958年6月调任二机部设计院十室主任兼四○八厂筹备处主任、设计总负责人,后任二○二厂副厂长、八一二厂革委会主任、八一二厂厂长、云南省电子工业厅厅长等职。

他是第一批核燃料元件厂的创建者之一,参与决策了从选择厂址到建成投产的全过程。1957年,他带队去苏联参加初步设计,回国后组织力量进行施工图设计;1959年9月带队去苏联核燃料厂实习,为二○二厂的建厂投产做了准备。在苏联毁约停援后,他带领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发扬艰苦创业精神,组织设计、科研和生产单位协作攻关,解决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保证了各条生产线的建成投产并生产出合格产品。在八一二厂任职期间,在抓生产技术管理、开展技术革新改造、恢复和完善各种生产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杨朴为我国核燃料元件的生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核燃料元件工业的创始人之一。

1957年1月,冶金部有色金属局生产处处长兼四○八厂筹备处主任杨朴率队在塞外包头的风雪中勘察了一周,不久,我国第一座占地18平方公里的核燃料元件厂就定点建在了那里。

作为选厂委员会主席,他选择在包头创建了二○二厂;作为总设计师,他带领中苏专家一起设计了二○二厂。1964年4月7日,他亲自向邓小平汇报二○二厂为原子弹爆炸所做的生产准备工作。

记者:

厂领导让我向您问好。您是二○二厂重要的创建者和奠基人,是您选择二○二厂定点在包头建设的。张诚老厂长还说,写二○二厂的历史要找杨朴厂长。厂里的人们还都记得您,大家祝您身体健康。

杨朴:

谢谢了。前一段接到你的电话我就等着你来。厂里一切都好吧?现在我的眼睛不行了,年龄也大了,4月份85周岁都过了,所以脑子也不行了,疾病越来越多。

我现在回想起二○二厂来,脑子里边会出现很多事情。我在二○二厂工作了好多年,从选择二○二厂址、定点在包头建设开始,一直到初步设计、筹备生产、拿出产品,我都在厂里。

记者:

您带着中苏联合选厂委员会,把我国第一座核燃料元件厂即二○二厂定在包头建设之后,您就带着有关人员到苏联莫斯科搞二○二厂的设计,李恺就带着人开始从北京到包头筹建二○二厂?

创业者建厂初期居住的临时草棚

杨朴:

那个时候在包头成立了二○二厂筹建办事处,李恺就在这个办事处任主任。他当时是个处级干部,在到二○二厂筹备处之前在冶金部工作。我当时是冶金部第四生产处处长,第四生产处就是搞核工业,密级在冶金部里面是最高的了。

记者:

您怎么从贵州到冶金部(二机部)的?又怎么让您搞核工业这个事情?在此之前您是贵州团省委宣传部长吧?

杨朴:

我到冶金部之前是贵州团省委宣传部长。因为云南省委副书记郭超调到西南有色金属局当局长,他原来是省委副书记还是组织部长,所以就把我跟着调到西南有色金属局。有色金属局在云南。有色金属局开始的时候有三个科长,我是教育科,还有另外的两个干部。这几个科合并了以后,建立了人事处,我就当了人事处长。后来西南有色金属局撤销了,郭超局长调到北京当了冶金部有色金属局局长,这样就把我也带过去了。

到了冶金部后建立第四生产处,我就开始搞这个核工业,当时有点文化的人少,我是高中文化,这也是让我搞这个工作的原因吧。

我在老家山东菏泽的时候是地方干部,当时我们那个地方属山东第五地委,山东那个时候叫冀鲁豫边区,五地委以后办了一个小报。地委办了这个小报纸后,我就在这个小报当撰写员,开始的时候它是油印,得刻蜡版,就让我刻蜡版。后来这张报纸合并到冀鲁豫日报社。

记者:

那就是大报了。

杨朴:

那就等于是现在的省报。冀鲁豫边区有这样一个省报,所以我也就随着调到省报,因为我刻钢板写字还算好一点,我就当了撰写科长。从刻钢板到油印,从油印到石印,石印就是蜡纸刻钢板以后写在石头上成文字,然后把它印出来,我就搞这个石印。从石印进一步发展成铅印,铅印以后就用不着撰写了。这样我就下到了地方当区长、区委书记。全国解放时我跟着渡江南下就到了贵州,开始我到贵州的遵义地区当地委青年团书记,后来到省团委当宣传部长。

杨朴接受采访

记者:

二○二厂是咱们国家第一座核燃料元件厂,在当时核工业“五厂三矿”的基本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原来核工业部的《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中有很大的篇幅和比例就是写二○二厂的。您把二○二厂为什么建在包头的情况讲讲好吧。

杨朴:

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派专家来北京,协助我国进行选择二○二厂厂址(时称四○八厂)工作。由双方选派各类专业人员,共同组成联合选厂委员会。我国从冶金部北京有色设计院抽调以董弘祺工程师为首的12名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组长日特琴科为首的9名专家,组成了二○二厂联合选厂委员会,由我带队,首先到山西、陕西两省进行选厂工作。在大同市郊,找到一块比较理想的厂址,它在交通运输、水、电和厂区环境等方面都较好,当地政府也欢迎到那里建厂,一开始就准备把二○二厂的厂址选在那里。

元月中旬,我们赶回北京汇报二○二厂的厂址选择情况。选厂汇报会由二机部副部长刘杰主持,袁成隆、郭超、韦彬等二机部领导及苏方代表基理琴科、苏使馆参赞等人参加。首先,由苏方组长日特琴科汇报,我做了补充并讲了当地政府支持在当地建厂的意见。汇报后,休息酝酿,刘杰代表中方宣布大同厂址还比较理想,但由于大同离海岸线太近,属于国防第一道防线之内,不太适宜,可否另选更适宜的地方?

刘杰一宣布这个意见,立即引起苏方人员的强烈不满,有的苏方人员发牢骚、甩资料。基理琴科说既然此地不合适,当初为什么作为选厂点提出来呢?刘杰最后说这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意见。我们考虑不周,请专家原谅。第一次选厂就此不愉快地告一段落。

记者:

你们选厂址的时候是1957年初,那应该正是冬天?

杨朴:

正是冬天。大同厂址被否定后,苏方专家很不满意。苏方改换一个女的叫萨姑顿诺娃任负责人,她是苏联原子能委员会莫斯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人不错,个子高高的。其他人员未变,仍由我带队,进行第二次选厂。当时已临近春节,客运紧张,我们中苏选厂人员共27人,既买不到这样多的火车票也买不到飞机票,最后经铁道部特批,加挂了一节专车,我们中苏选厂人员就坐这节专车。

记者:

这也是特殊待遇了。我看一个材料说当年全国给核工业开绿灯,支援核工业,有人当时发牢骚,周恩来明确指示,就是要全国支援核工业,举全国之力。

杨朴:

是,全国支援。二次选厂开始了,从北京出发直奔甘肃。在兰州周围选了一周,去了好多地方,在永登县及宁夏方向都做了现场考查,好的地方已被其他单位选定,找不到合适厂址。

当时很着急呀,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晚上,我们直飞内蒙古包头,下飞机乘车至包头宾馆。当时包头宾馆就在现在的东河区,距离后来咱厂的30号不远。当时包头市市长李质正在宾馆等候我们,一到那里,李质就代表包头宴请我们和外国专家,一起庆祝春节。

记者:

当地政府是非常欢迎二○二厂建在包头了?

杨朴:

欢迎。大年初一,大家几乎睡了整整一天,大家太累也太紧张了。当时宾馆外面爆竹震天,但大家还是睡得那样香甜。晚上,苏联专家组又宴请中国同志,祝贺新春佳节。初二晚上,我们为了尽主人之道、友谊之情,大家聚钱回请了苏方专家。这样气氛就非常好,双方都非常亲切友好,第一次选厂留下的不快就开始消融了。

1957年的大年初三,包头开始下大雪,寒气逼人,大家的疲劳尚未恢复,有的感冒了,但大家又开始驱车到包头周围现场勘查选厂。这样在包头周边又勘查了一个星期,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厂址。它坐落在包头市东河、昆都仑两区之间,背靠大青山,面对黄河,左有煤矿,右邻六一七、四四七等理想的协作单位,地势平坦,约有10平方公里的土地。至此,中国第一座原子能核燃料元件工厂——二○二厂(时称内蒙古冶炼厂)就在此地诞生了。跑了好几个月,经过几次反复,二○二厂最终定点在包头建设,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其他条件之外,此地距离海岸线较远、距离苏联较近也是个重要因素吧,当时怕爆发战争嘛。

半个世纪前,二○二厂总设计师、副厂长杨朴(右二)和副厂长王焕新(右一)与苏联专家在阴山下刚破土动工的二○二厂址

记者:

由于工厂性质特殊,二○二厂的厂址选定也真不容易呀。

杨朴:

厂址定下来以后,李恺就带着四○八厂筹备处到了包头,开始具体筹备工作。他任四○八厂筹备处主任,原来是冶金部有色金属管理局的一个副处长。

1957年11月份,由我带着以工程师董弘祺为首的9名技术骨干、2名翻译,共12人组成中方设计组,到莫斯科开始二○二厂的初步设计。

临行前,冶金部部长助理高扬文嘱托我们说,苏联帮助我们建立了原子能工业,这是一件大好事。你们去参加设计,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要不耻下问,认真学习,完成任务。如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及时向驻苏使馆请示。

1957年11月中旬,我们到达莫斯科。从生活安排、工作场所、资料准备等,苏方都做了布置,休息两天后,即开始了工作。

设计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首先是基本理论知识介绍,铀矿地质、矿石开采及处理、铀冶金、核燃料元件制造及其用途、反应堆概况等。

第二阶段,是核燃料元件加工制造工艺、工艺流程等,这是二○二厂的主工艺部分,也是必须掌握和熟悉的重点。

第三阶段,各车间、各专业在专家指导下分头进行工作,对设备选择、平面布置、厂房建筑等进行全面设计工作。

1958年4月底,二○二厂的初步设计工作完成,5月中旬我们回到北京。初步设计历时6个月。

记者:

苏联方面当时对我们是真心支援、非常友好的。据说二○二厂有一个时期是归部里直接领导?

杨朴:

是的。回国后,“大跃进”的高潮正在兴起,二机部也不例外。当时,部里提出提前完成技术设计和施工图任务,向国庆节献礼。具体方案一是在二○二厂内增加轻材料车间,为此,提高该厂密级,并从十二局划出,由部直接领导,代号为四○八工程;二是由建工部三院(现二院)领导组织设计工作,董弘祺为技术负责人,我为设计总负责人,并兼任设计院第十设计室主任;三是取消技术设计阶段,直接进行施工图设计等等。

半个世纪前二○二厂的实习人员在莫斯科红场

苏方搞二○二厂设计的负责人就是跟我们选厂时的那个萨姑顿诺娃。她带着苏方设计组7月份到京。当我把加快二○二厂设计方案、取消技术设计阶段、直接进行施工图设计的方案介绍后,苏方专家组认为简直不可思议,拒绝接受这个方案。没有苏联专家的赞同和支持,设计是无法进行的,于是,做通苏方专家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接受这个方案,成为一切问题的关键。

领导让我再和专家组长谈谈,我刚开口,她便说你们不要再谈啦,我是不会同意的。一句话堵死了。为了缓和这种局面,除了部里要同苏联使馆协商外,由我和几个技术人员陪同专家去天津、徐水县参观,以达到散散心、解解闷、受到点启发的目的。从北京郊区到徐水县,一望无际的农田,一派丰收景象,一座座炼铁炉,呈现着大跃进气氛,到处热气腾腾。在河北,当听了徐水县领导说几年内他们即可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时,苏联专家十分惊叹,但也表示怀疑。

记者:

“大跃进”现在看来确实是不恰当,但当时谁也不敢表示怀疑,有怀疑也不敢说。

杨朴:

从徐水回到北京后,苏联专家的情绪轻松了,有说有笑地仍在谈论参观的感慨。领导再次令我和专家组长谈话,讲明全国形势,请她支持新的设计计划。专家组长无奈地叹了一声说,唉!既然中央做了决定,全国都是如此,二机部也不能例外,知道你也为难,为了共同的事业,为了友谊合作,我同意了,就这样干吧。

把各项工作准备好,离1958年国庆节只有48天,就提出了“大干48天,全面完成四○八工程施工图设计,向国庆节献礼”的口号。时间太紧了,怎么办?简化图纸,借用资料,还是不行,每晚加班两三个小时。苏联专家也不例外,和中国同志一起加班工作。经过48天的日日夜夜,任务完成了,向国庆献了礼,并参加了部内经验交流大会,部领导还让我写了报道,刊登在《上游》杂志上。

回顾这件事,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促进了施工安装、设备制造、生产准备等工作速度,为后来中苏关系破裂、撤走专家,被迫走向自力更生创造了条件,争取了时间。缺点是取消技术设计,简化图纸,加快了进度,但在具体施工过程中,经我签署补充修改的设计就达几百条之多,这成为“尾巴比身子大”的设计。

记者:

搞完初步设计后,1959年,您又带领二○二厂几十名骨干到苏联的原子能工厂去实习,这对我们厂的建设及投产应该说具有重大意义。

杨朴:

1959年,四○八工程(今二○二厂)的基本建设形成高潮,设计人员进驻现场,生产准备、人员培训在积极进行。根据当时中苏关系的变化,部领导决定尽快派出一批人员去苏联学习。经过一段准备,选出18名技术干部、19名技术工人、3名翻译,由我和李恺率领,共42人,于1959年9月到达莫斯科。40多个人,从技术干部到技术工人,可以说为建厂以后打下了基础。现在想起来就是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苏联专家都撤走了,二○二厂逐渐地建立起来并开始投产主要就是靠这40多个骨干。

60 年前的杨朴(右)与李恺

我们到达莫斯科,暂住我国驻苏使馆。第三天到了工厂。到厂后,除安排住宿、生活外,还进行了安全保密教育,制订实习计划及办理进出厂、车间等一系列手续,要求非常严格。我国的国庆节到了,为了庆祝我国的国庆节,欢迎中国实习人员的到来,苏方组织了广泛的庆祝活动,晚上的宴会和舞会直到深夜,领导人热情洋溢地讲话,少先队员献红领巾,记者对我们的访问还登在该城市的小报上。

这次庆祝活动,从苏方上层来说,是为了掩盖中苏关系的裂痕,但在职工中却增进了对中国的友谊,增进了我们和职工的感情,为后来在实习中亲密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天,苏方通知全体实习人员,说上级来人要接见我们。在厂部办公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我们见到了苏联原子能总局副局长。他首先询问了我们的生活和实习安排情况,之后接着说,我们在建立原子能工业时是非常困难的,没有人帮助,完全靠自己。我们想向美国人学习,可是他们把大门关得死死的。你们到这里来学习,我们是敞开大门的,是毫无保留的。

但后来在制订实习计划过程中,苏方有个别人并不热心和友好,如08元件密封包装工段长,拿出只有一页纸的学习计划。计秉贤说,这不像学习计划,连小学生的课本也不如。

记者:

据说苏方大多数人都非常质朴,性格坦率,特别好打交道?

杨朴:

培训科长是个女的,已年过半百,她和蔼可亲、诚恳热心,除负责全厂职工的培训工作外,还亲自管理我们的实习工作,对吃饭、睡觉,甚至感冒发烧,她都无微不至地关怀。如大家爱吃什么饭菜,每人每天多少伙食钱她都要过问。她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远离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我应该关心你们。

进入1960年,按计划,实习时间已经过半,大家都参加了操作、顶岗,既做到确保安全和产品质量,又完成了当班生产任务。但是,大家忙于生产,没有时间对资料数据、图纸等进行消化和系统整理。厂里规定学习笔记一律交厂保密室保管,不得带出厂外,实习结束后,所有实习笔记一律留下。当时我们考虑,只凭大家的记忆回国建厂、生产是不行的,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实习成果问题。我专程赴驻苏使馆,向领导做了汇报,经过研究,在大使馆的支持配合下,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资料,在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方撕毁协议、撤回专家、停供技术后,为我们自己建厂、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60年3月份,宋任穷、刘杰、刘伟、钱三强四位领导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为争取苏方再帮助建几个小项目做最后努力。两天后,宋任穷部长在使馆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介绍了和苏方谈判的情况。

记者:

宋任穷、钱三强他们这次去苏联和苏方高层的接触时,刘允斌给他们当翻译,您在苏联时见过刘允斌吗?

杨朴:

我跟刘允斌在苏联时不认识,我们是在二○二厂认识的,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在使馆内,我把近半年来的实习情况向部长们做了详细汇报。总的讲,同志们学习是努力的,指导老师们是真心帮助的,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虽然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但苏方还没有向下层传达和布置,我们积极做好车间、班组和指导老师的工作,建立私人间的感情和友谊,这是取得成绩的关键。部长们表示满意。

临走前,我建议部长们参观该厂时,能带点礼物送给有关人员,以表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也是对我们的有力支持。部长们高兴地答应了。

刘杰和钱三强在苏方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该厂,并看望了全体实习人员,这对大家是一个鼓励。在部长们临回国前,又把我叫到使馆,对我说,看来,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再靠他们希望不大,你们实习快结束了,你考虑回去以后怎么办?我说,苏联这个厂子规模很大,不仅有轻材料和各种反应堆元件,还有试验堆,而且设计、科研单位在该厂均有分设机构,我们在二○二厂也可以搞成一个设计、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企业。刘杰表示回去后再专门研究。我认为这个设想对后来二○二厂的结构布局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记者:

据一些老同志回忆,你们40多个实习人员从苏联回国时很热闹,中苏双方难舍难分?

杨朴:

40多个到苏联实习的二○二厂人员从1959年9月下旬进苏联的原子能工厂,到1960年4月末实习结束,度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在离厂的前一天,厂方组织了欢送宴会,从晚9点开始,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结束。大家在一起碰杯、祝福、唱歌、跳舞,全部300多人,几乎全都喝醉了。最后又开出5辆大卡车,大家挤在一起,唱起了《莫斯科—北京之歌》,绕厂区数圈,才算结束了。

记者:

来二○二厂支援的苏联专家一共有五六个人,但来的时间很短,半年不到就撤走了。

杨朴:

撤走是因为中苏关系那个时候开始破裂了,所以二○二厂从选厂到建厂再到二○二厂建起来以后投入生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这一段时间里还是比较麻烦复杂的。

二○二厂级领导最多时达10个。张诚、我、何芹生、王焕新这4个人是部里边派来的,其他6个人是自治区派来的。地方干部派了6个。现在回想起来派这么多干部干什么,二○二厂是个中央企业,领导多了以后内部容易有问题,也有很多麻烦,互相不协调。

记者:

您带人搞初步设计的时候一开始没有轻材料这部分?

杨朴:

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主要是重材料这方面。刘允斌去了以后才搞这个轻材料。

记者:

邓小平1964年去二○二厂视察时是您跟他汇报的,您汇报完刘允斌向邓小平汇报?

杨朴:

邓小平去了。我那时候向他汇报工作,有邓小平、彭真、乌兰夫。我主要谈的是08元件这一部分,我汇报了以后,刘允斌也去汇报了一下关于轻材料这方面的工作。

我给他汇报的时间也不是太长,主要是把08元件的生产过程大概地谈了一下,这个生产完成以后它的任务是什么和下一步反应堆的情况。刘允斌是把轻材料的情况也大概说了一下,时间也不是太长。就在厂区那个二楼会议室汇报的。

记者:

二○二厂当时的技术总负责人董弘祺在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在大食堂拿了两个生土豆,因为这个事他反复做检查、受批评,您作为当时的厂领导和负责科研生产的领导,今天怎么看这件事?

杨朴:

有这么回事。那个时候不是困难嘛,都吃不饱,浮肿是普遍现象,所以董弘祺拿个土豆还受到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批评。受到批评以后,乌兰夫来了以后,我们向他汇报生活困难、吃不饱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董弘祺这个事情我说那是饿得没办法。这件事给乌兰夫汇报了以后,乌兰夫下了决心,给二○二厂增加了供给待遇。这件事以后,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都提高了一些。

记者:

提高粮油待遇就是由董弘祺引起来的这个事儿?

杨朴:

就是因为他这个事情引起来的。二○二厂对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有一个阶段有些排挤。当时的政治部门有些人品质不好,整人,所以回想起来我对二○二厂这个阶段印象不好,尤其是对政治部门。一个工厂发展主要是靠技术部门、技术干部,把工厂整垮了还有啥意思。

记者:

您当年在苏联的时候,我看您的文章里写的苏联人对咱们也挺友好的是吧?

杨朴:

是,还是挺友好的。我们打交道最多的是苏联专家那个女同志,我们两个配合得比较好一些。她原来就是莫斯科设计院的一个院长还是副院长,我们在那里学习,都是她帮助一起来搞的,以后中苏关系差了,结果就不行了。我在苏联待的时间比较长,两次大概一共待了一年半时间,所以从私人感情也好,工作关系也好,我都还算配合得比较好。

计秉贤那个人挺有才气的。他是留学苏联毕业生,后来他就跟着我出国了。建立二○二厂这段历史挺不容易,那个时候是非常不容易。

记者:

听说乌兰夫特别重视二○二厂,把他儿子也派来了,还派了李德逊等地方干部。

杨朴:

是的,他是重视。那个时候,这样一个核工业厂子在内蒙古来说,从领导上是很重视的。他为了了解这些事情,为了掌握这些事情,就派了好多人来。这些人现在多数都去世了。

那个时候搞得从现在来看是太严格了,工厂里的围墙上加的是电网,外面是铁丝网,搞得这么森严,职工上下班门卫要查出入证,现在回想起来太严了。

记者:

八一二厂也是您带人设计的,建八一二厂是为了什么?

杨朴:

设计八一二厂也比较麻烦。那个时候有一个工作组,董弘祺工程师这些人都还在。建这个厂和战备有关系。一开始选厂的时候是谁在那里搞的我记不清了,一开始不是我。后来那里问题比较多,这才把我弄过去。一开始,设计方面存在好多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山区,高低不平,所以在设计方面一开始没考虑到很多问题。比如一个钙车间,说是为了保密这个事情,把这个塔都靠着这个山往上修,这样的话它那个气体就排不出去。我去了以后一看,咋能这样呢?我说如果要保密,从上面来看的话这个塔就是一个小孔,如果相反地看那就要高得多长得多了,另外那个气体也排不出去呀,所以后来就撤销重新建。这方面的事情很多。

60 年前,二○二厂有关人员赴苏联学习前在北京火车站留影

记者:

王世明也是搞业务的干部?

杨朴:

他原来是搞轻材料的,后来也当过八一二的厂长。李恺也在二○二厂待过,他在八一二当过副厂长。

记者:

他现在是正地级待遇。

杨朴:

那还不错。

记者:

您现在享受副省级待遇没?

杨朴:

没有,我也是正厅级待遇。

记者:

张诚厂长现在是副省级了。

杨朴:

他弄个副省级也不容易呀。他一开始回到核工业部办公厅当副主任。回忆起来,风风雨雨这些年真是不容易,现在我们都老了,二○二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田炳信/刘建尧)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