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得八方人才来——原组织部副部长吴殿凯访谈录

2019-09-29 15:31     编辑:李斌

人物简介

吴殿凯:1929年12月出生,辽宁营口人。1949年—1958年在东北工作。1958年二○二厂创建时就调入二○二厂。曾任劳资科副科长,干部处、组织部副部长,十二车间党总支书记等职。他作为二○二厂创建时期劳动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曾参与了二○二厂早期的招工及人员调配等工作。

记者:

您是二〇二厂创建时的老同志,请您讲讲当年招工的情况。


吴殿凯:

我是1958年6月1日和肖长友坐一列火车,还有孙耀挺,到这儿来的。那时候这儿啥都没有,东河有个办事处,就是现在的30号,那时候是个小平房。那时候厂长是王焕新吧,王焕新先来的。人不多,牛树棠、马宝良、李丛志他们是一块儿来的,牛树棠他们以前待的地方那时候叫冶金部三司吧。

记者:

就是杨朴在那个司。

吴殿凯:

哎,他们从那儿过来的。王焕新、杨朴,再加上牛树棠,还有吴淑芝、吴连弟、李丛志这些人,都是从原来的冶金部三司来的。

张诚(右)、杨朴(左)与王焕新

记者:

噢,李从志来得也挺早,就是曹庆仑副书记那个亲家?

吴殿凯:

他大舅哥,他来得早。来时候大家都住在30号,我们住在东河集团路13号一个大院,住了十多家,那时候石全富他们都来了,那时候石全富管房子嘛,我们都住在那儿,住了一段儿。刚开始我们也上二○二来过,我记得王焕新领着我们坐车到青年农场,这边一片荒凉,走到这儿看了看,完了又走回去。

记者:

那会儿选厂址,定了是吧?

吴殿凯:

那时候厂址已经定在这个地方了,他带着我们来看看。等到8月底9月初,我们来以后就赶上全国“大跃进”,劳动力缺吧,那时候叫盲流,就是不少人各地方到处乱转,咱们厂王洪青那时候招不到人,想上火车站接人去,接来那么二三十个在这儿也没有住处,待两天就走了,根本留不住,看起来这个办法招人是不行。厂里面号召厂职工,家乡里有没有年轻的亲属什么的,接到咱们厂来工作,大伙感觉这样也好。我们在人事部门,那时候主要是重政治,其他都是次要一点,主要是政治审查。

记者:

政审,招红五类这样的。

吴殿凯:

主要是这些职工,像过去我们都接受过审查了,亲属也没什么大问题,都愿意叫这些人来。最后动员一部分,有来的有没来的,我那个时候把两个妹妹弄来了。以后厂里说这也不行呀,招不来人,算了,能来就来,不能来就算了。就这样,到8月底9月初,中央就通知咱们厂自己到外面去接人,就算是招人吧。分两个地方,一个是山西,一个是河北,两个省,一个省300人。

记者:

噢,下的计划。

吴殿凯:

嗯,下的计划,关键是中央下的硬指标。厂里就组成了两个组,牛树棠为主的一个组,牛树棠、我、张玉芝这几个人,我们是先遣队吧,到河北去,那阵河北省会在保定,想要搬家还没搬呢,我们这一伙算一个组。另外一个组上山西的,是王永祥和郑耀迁他们。这就分两组去招。到保定之后,那时候人家也不愿意给,最后牛部长也是挺能说的吧,找到他们教育部一个王部长商量这个事,说要从学校里出,待了两三天之后这个王部长就同意了。从农村学校,咱们要初中嘛,要初中以上文化的,就同意给了。保定呀、定县呀,还有满城、安国、曲阳这几个县市给。那时候在河北,因为人招得多了,最后马宝良、李丛志他们都过去了,住在保定,大伙搞政审嘛,都是小孩也没什么,家都在农村,都是贫雇农多吧,审查大部分都可以。文化高的都在保定市,他们是高中,在那儿招几十个人,二三十个人,剩下的都是民办初中的,还有公办初中的。

三年困难时期,职工生产自救,在获得丰收的土地上

记者:

像马风桐他们都是农村的吧?

吴殿凯:

对,马凤桐他们都是农村的,我记得他是。

记者:

他们是初中?

吴殿凯:

对,他们算初中,高中是蔡福顺他们几个人,高中这些人来了以后大部分都分在三车间。

记者:

噢,氢材料这块。


吴殿凯:

对,氢材料这块,要求高啊。在那儿住了一段,到十一前吧,我们就把人凑够了。当时黑天白日跑啊,人分成两个一伙去招工,我记得我是到满城去的。

记者:

噢,满城我去过一次,那有汉墓,满城汉墓。

吴殿凯:

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在满城那儿,苏杰(曾任厂党委书记)家乡就在那儿。我记得那天晚上11点来钟,他们县给弄来一个大车拉着行李,我们几个人坐着大车到了保定,离保定有一段路在山里头,我们300人基本上是走着去的。

记者:

人也不少呢,300人?

吴殿凯:

最后说招完以后怎么办呢,马宝良、李丛志他们搞生产的嘛,搞培训,就分别去搞培训。培训到哪儿呢,大部分是沈阳冶炼厂、哈尔滨101厂,还有塑料瓶加工厂。另外,这300人中给六所分了10个,咱们剩290个人。我记得十一以前我先走了,我先到哈尔滨101联系培训的事情,不到一个礼拜吧,那时候就冷了,我是穿单衣服去的,冻得不行,到那儿就感冒了,最后待了一个多礼拜,主要事都安排好了。大家住的都是大炕,吃的是高粱米饭,当时都吃高粱米,那时候困难,像在河北,他们大多数都吃红薯。后来他们去了我就返回来了,保定这些小年轻他们大部分在家没出过门呀。

记者:

净是小孩,都是初中毕业的小孩。

吴殿凯:

到了保定招待所,那个招待所是省级机关的,挺不错的。

记者:

规格挺高。

吴殿凯:

嗯,规格挺高的了。小家伙没住过吧,招待所吃得都很好,因为我

们给补钱嘛,每天四个菜,有的小家伙在家吃红薯,到那儿吃馒头,就拉肚子。

记者:

没吃惯,见好的猛吃。

吴殿凯:

小年轻还是小,最小的个很矮,十五六岁,十六七岁。

记者:

初中,是不是还没毕业?

吴殿凯:

没有毕业。从学校走的,在校生,都没毕业。这300人我们算是招完了,招完了就要培训去呀。去山西的他们也回来了,他们招的还不如我们,招的比我们还有小的,他们没招够。我记得招了153个还是135个,王永祥他们没招够,就回来了,人家不给。

记者:

当年不是不愿意来,是他们不给?

吴殿凯:

对,是他们不给。就这样把人招回来,他们从山西招的那些人就回到

包头了,大部分送一二机厂培训去了,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搞钳工、车工、机械方面的多。在一二机厂实习,这是中央下的通知。这一伙人1958年招进厂,那个时候厂里成立接待室接待组,先到东河,然后到这儿来。从四公司调来一批,因为四公司在咱们这儿施工,像王起运、尹富春、赵六撞都是四公司来的。这是建筑工人还有电工,来了20多个人。这就8月底10月初,四公司就进来了,到咱们这儿来了。等我从东北回来的时候,那就天冷了,那时候咱们这儿就盖上房子了,包括住在30号的都搬过来。原来咱们来的人基本没有房子,一个住在30号,一个住在官井梁,马宝良他们家属住在官井梁,这就是1958年左右来的这些人。再一部分就是大学生了。

厂里的毛主席塑像

记者:

大学生也有?


吴殿凯:

我倒没去接过大学生,别人去的,调的骨干吧。还有一部分到苏联去的,就是吃过面包又回这儿来。到苏联去学习的有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像洪景荣呀他们这些人,都到北京学习半年,突击学习俄语。杨朴带队都到苏联实习去了,等到和苏联关系破裂之后,他们就回来了,这是建厂初期。那时候为了接待,开始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有母广茂,那时候张诚就来了,还有牛树棠,还有谁来着,组成了一个接待组。母广茂住在30号,他负责30号,这是一个接待组,等后来人来多了就扩大了。扩大之后母广茂一直在那儿,最后接待组人就多一些了,来人就上那儿报到。大概培训一年左右吧,有些人就回来了,厂子就开始逐步建设。那个时期是很困难的时候,住宿、生活

条件都不行,很艰苦。原来苏联给咱们进了一些设备,现在不给了,原来想盖这个招待所准备进驻苏联专家,专家也不来了,来了也从北京到这儿看一看就走了,原来咱们专家在这儿住。来了一些大学生,调来一些公安保卫保密人员,调来一些大连化工厂的,从山东调来一些,建厂初期大部分是这些人。等以后逐步好一点了,那时候叫攻关吧,大伙派这个派那个就分开了。本来那时候调咱们这儿没有刘允斌,刘允斌是后来的,就是在四○一,他看没人来呀,在那个原子能研究所没人过来,他是自告奋勇来的,和李妙秀来的,人家把三车间整起来的,真是不简单,只可惜去世了。

“文革”之后,刘允斌的妻子李妙秀(左三)在厂招待所前与同事合影。左二为原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的妹妹、高级工程师罗砚

记者:

他要活着,咱厂怎么也能好点吧?

吴殿凯:

这人要在呀,估计二机部长也当上了。人家是个有名望的人,在苏联

也是有点发明创造吧。

记者:

说起来咱厂的人们对他评价都极高。

吴殿凯:

人是挺不错的。这个人不光对干部好,对工人也好,一视同仁,我们和他联系点事都客客气气的,李妙秀也那样。那时候的干部真好,就那样,谁都能接触。

记者:

他说话是不是慢条斯理的。

吴殿凯:

嗯,慢条斯理的。

记者:

他儿子我见过一次,就是刘维泽,老大,说话也是特别慢,人也特别


朴实,我心想他爸是不是也这样。李妙秀我也见了。

吴殿凯:

啊,你都见了。他们走了以后我再也没见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把人坑了,要不刘允斌不会死的。

记者:

都觉得刘允斌不错,实际那时大伙心里都有数,就是不敢公开地说

吴殿凯:

不敢说,哪敢说,像我们这些“当权派”更不敢说了。所以人家还是有贡献,对咱们厂贡献挺大的。那两口子,一直把三车间整起来,不容易。李向荣他们都知道,李向荣在三车间。

记者:

这都是氢材料,李向荣还在咱们厂吗?李主任还在呢?

吴殿凯:

在呢,三车间事他清楚。

记者:

我和刘维泽在北京见过面,还有李妙秀,她说我那会儿带着两个孩

子,人们都说我这个日子咋过呀。她说:唉!人呀,挺挺就过来了。

吴殿凯:

实际上那时候老二没挨着斗,老二那阵小吧。老大可聪明了,学习可

好了。

记者:

他是自己考的清华,后来我还问他说,你这清华上得是不是有点关
系,他说一点没有,就是自已考上的,学校也不知道他是刘少奇的孙子,他毕业了学校才知道。

吴殿凯:

那时候李妙秀没找过他家里人。李妙秀调北京以后,没找人托人去给她找什么工作,这人真不错,到化工所了吧,挺艰苦的。这两人对咱们厂、对国家还是有贡献的。

记者:

对,我跟他儿子刘维泽聊过,他是1963年出生的,老二是1966年还

是1967年出生,刘允斌死的时候都还不懂事呢,都小。刘维泽也说,我对我爸没印象,我都是听人们后来说才知道,我爸去世时我才4岁,我弟弟
才1岁。

吴殿凯:

本来刘允斌在苏联不回来也行,在苏联时那个老婆可好了,有两个孩

子,一个男,一个女,两个孩子吃得胖胖乎乎。我看见他那个照片了,在北京照的,给拿回来的,给他落实政策时他妹来了,在苏联时全家的照片都给拿来了。本来那时候他岳父不让他回来,他岳父家就那么一个闺女,那个闺女实际上也到咱们中国来过,在中国待过一段,她的父母就不同意她来,结果她就离婚了。

记者:

弄了这么个结局,挺不幸的。

吴殿凯:

在苏联不回来也没这么多事,他岳父原来是个律师。

记者:

是检察院的。你来厂之前还在北京白马寺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吴殿凯:

对,在那儿住了一段,在那儿等待分配吧。

记者:那就是从沈阳调过来的,调到二机部吧。

吴殿凯:

那时候是从有色局办手续调过来的。我是在有色局华东矿产,有色系统都归有色局管。那时候也是,调你你不能不去吧,把我们调到北京,那时候刚把家接到华东矿,不到一个月就通知我调到这儿来了。那时候咱也不太清楚,其实六所也需要人,通州那儿也需要人,包头也需要人,还有兰州,各地方都需要人,最后就把我和孙耀廷分到这儿来了。我们也是不清楚,听说这保密很厉害呀,不能通信,不能谈厂里工作上的事,刚来时候感觉很别扭,在原来的地方就无所谓,除了产量之外,别的都可以说,像我们在黄河矿时不错,机械化程度高,都是机械化。

记者:那时候,你们刚来时啥也不让说,那跟老家这些人,还有单位调来这些同志都说啥呀,信里头也没法写?

吴殿凯(右)与同事

吴殿凯:

嗯,没法写,所以说我们老也不通信。等我回沈阳时,见到我们那些很要好的老同志问我,我都不敢说。那时候到这儿来,工资涨了五块钱,比原来在东北多五块,单位也不让往外宣传什么,所以我就说到这儿涨了五块钱。他们问,你在包头哪一块儿?我说我刚去也不太清楚,不敢说。那些人很不满意的,那些老同志过去在一起我们啥都说吧,就说现在走了以后瞧不起我们了,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说,有什么保密的。他们也知道保密这回事,还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单位?人家部队还随便说呢。所以以后就不通信了,见了面就说说家庭的事,工作上的事不谈。

记者:

失去联系了,那以后人家就不跟你来往了呗,看你牛哄哄的,啥也不
跟我们说。

吴殿凯:

是,感觉挺牛气的。原来在一块儿大伙啥都扯,都很要好的,都是不分彼此的,关系非常要好。现在人家有意见,不高兴了,不高兴就不高兴呗,那也没办法。那时候很神秘,那真神秘,下班了把你那些东西收拾收拾有黄包送到保密室去,上班时到保密室再把黄包拿出来。

记者:公室的这些东西?

吴殿凯:

对,办公室这些东西,很保密,好像有点过头了。不习惯,我们也不习惯。

记者:

听说谈恋爱也不能随便谈?跟市里也不能随便接触?

吴殿凯:

对,不让人进到厂来嘛,不让和市里接触嘛。但张诚这点好,张诚有什么好处呢,张诚原来在政府部门待过,他就说过,各个业务部门和市里政府业务部门一定要搞好关系,要搞得熟熟的,这个事儿就好办。也确实,像我们到劳动局去,随便呀,像劳动局长,有事一找就办了,不要什么介绍信,人都熟了,确实好办事,所以说张诚在这点上挺好的。你看厂里有啥事,那时候好像李质当市长,高锦明当书记,我们经常去到市政府,他们那阵管二○二厂。张诚就脾气暴点,他是训干部,对工人挺好,提个小包就上厂区去了。那个时候我们都走着到厂区,没有几辆自行车,我走了7年,都是走。党委书记苏杰有时候还上班走呢。

记者:

苏杰那会儿不胖吧?

吴殿凯:

胖,那时候就胖。

记者:

后来咱们写厂史,有一年他回来了,韩继荣主任领着我来招待所找他,他住在二楼吧,我看见他挺胖的,韩主任也挺胖,但韩主任跟苏杰一比还属于瘦的。

吴殿凯:

本来苏杰不是上二○二厂,部里人叫他来的。叫他来,他说上二○二 可以,他不是在部里生产局,就是二局吧,他们就一局二局这么排的吧,管人事部门叫八局,我们和部里八局干部劳资处蔡处长特熟,有啥事都能办,不用介绍信,用啥介绍信,厂有啥事赶紧整就完了,下边这些同志也都比较熟,所以张诚主张这样的。苏杰来了,原来部里刘伟当部长,刘伟当部长的时候让他来,苏杰不愿来。他“四清”来的,搞完“四清”之后,把二○二整好了他要回北京,他回北京以后人家不给上户口嘛,他给中组部说原来刘伟答应过叫我回来的,中组部给刘伟打电话,刘伟说:对,就是我答应的。马上就给办了。

记者:

还有这么个插曲,要不还不好回北京。

吴殿凯:

要不回北京回不去。苏杰的爱人邸永革是“文化大革命”时来的,后来把她调来了,家也就过来了。

记者:

还有那个李子彬,后来当了深圳市市长,他媳妇是出身不好调不过来?

吴殿凯:

李子彬是清华的,也是个高才生。调的大部分都是高才生,像刘佩玉呀这些,都是学习比较好的班干部,这些人才调来,学习不好的也不大愿意要。李子彬老婆她爹是国民党少将,搞医的,不是打仗的,他老婆就是出身不太好。把李子彬分配到二车间去了,二车间保密程度就比较低了,三车间费劲,保密程度高。他在二车间待一段,组织上说要不然你调走,要不然就离婚,你媳妇调不来。

记者:

这么严格?

吴殿凯:

那时候李子彬要调走的话也不好办,他多少还知道点二○二厂的机密,这也是个难题。他老婆来过,因为生孩子来过,第一个孩子在这儿生的。李子彬也发愁这事怎么办,原来二机部有个通知,凡是知道厂里机密的人一律不往外放,封死口了。这麻烦了吧,那时候苏杰已经来了,这也不行啊,也不能让人离婚啊。李子彬那时候常到我家去,晚上没事了有时候到我家去坐坐。你不能叫人离婚吧,夫妻俩关系很好,又有小孩,让人离婚真有问题。我说你调出去得了,苏杰不同意,苏杰说调出去得部里批准。那时候我去找的部里,苏杰这人这点好,特殊的他照顾,说到部里能说好就调出去,答应了。那时候咱们业务部门哪敢弄这个,咱们不敢。刘巨在部里当处长,刘巨和我关系挺好的,他原来也是和牛树棠他们一起来的,刘巨也为难,不答应吧我们关系又挺好,答应吧他也做不了主。

记者:

处长做不了主。

吴殿凯:

他也做不了主,最后说,那样吧,我再给你请示请示。待一段儿我又上北京去,李子彬很着急,他老婆老催他。刘巨帮着找了个局长,就是八局局长管干部的,我上那儿去找,把情况给人汇报了,刘巨说叫人家离婚也不太好,最后局长答应了,说他走时候保密方面好好教育教育,可以吧。就这样,回来跟苏杰说了,就征求李子彬的意见。李子彬是锦西锦州的,锦西有个厂,这个我都知道,就和锦西化工厂联系调锦西去了,就这样去的。这个人还挺能干的,到锦西以后慢慢提拔当厂长了,原来准备到锦西市当市长去,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去成,最后调到中央化工部,到化工部当副部长去了,后来在深圳当了一段时间市长。

记者:

那李子彬老婆要调来的话,他也不存在往外调这个事了。

吴殿凯:

嗯,不存在了,李子彬挺能干的。

记者:

个儿挺高,我见过他一回,还有一次来厂我跟着拍照片,个子高高的。

吴殿凯:

哎,挺能干的,在锦西是模范厂长呢,也挺出名的。

记者:

他说起来特别感谢你们几个人帮他往外调。

吴殿凯:

那时候我一个,吴炳恒一个,吴炳恒也是锦西的老家,他们是老乡,还有董海福,他老婆生孩子是在董海福家生的,所以我们几个跟李子彬关系非常好,不分彼此吧,大家帮忙,要不然李子彬也走不了。后来他回到中央到西北开发办公室当主任了。

记者:

我看您有篇文章说,就是去山西动员这些从厂里跑回老家的人回来的时候,走在人家房顶上还踢一个烟筒,那是咋回事?

吴殿凯:

这一段是这样。那是困难时期,咱们厂那时候很困难,连窝头都吃不饱,从外边接来的这些转业兵,刘三高啊,还有马仇虎啊这些人,山西林曲的林县人,有二三十个人。困难时有些人就感觉在这地方不如农村,农村自己不是还有粮食,有些人就跑回家了。咱们厂有秘密,这些人分到车间去多少也有所了解吧,虽然了解不深,但情况知道,是搞原子弹的。不

知道原子弹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但这个厂子生产点啥他知道,怕泄密,厂子就想把他们找回来。我不是在人事部门嘛,就叫我领一个人去。林县咱没去过,靠黄河,找一个比较熟悉的人,就找了刘三高,刘三高就是当地的,也是转业兵。那里很分散,好几个公社,我从厂子里带了点钱,那时候都带着粮票,到那儿以后它那个地方比较困难,吃的没吃的,穿的也不怎么样。

记者:

不如河北。

吴殿凯:

是个山区。

记者:

跟保定那边比咋样?

吴殿凯:

那是天地之差,跟我们家乡也是天地之差。那儿穷得很,都是山地,还没有多少石头,都是土地,一下大雨就把山冲了,天一旱这个山地就旱得不行,是那么个地方。我们到那儿去一看,很困难,吃的就带点粮票。他那个县城也不大,自己发电,到晚上天黑了,十来点钟就停了,就县城里头有点电灯,农村里头都是点小油灯。我们那时候是坐汽车去的,那时候通汽车,到了县城以后那地方还不错。你看那个地方那么穷,还出了一个状元,在县城有个状元门楼,那个状元是清朝时候的,能把大牛绑起来,咱们去了以后他们给介绍的。后来我们都开了介绍信,到各公社去,那一天去的公社比较好一些,一个大山沟子,有点平地,还能种点水稻。等到其他那些地方都不行,有的是住在山洞里头,就是窑洞,有的是靠在山上就盖个房子。去那儿吃的也困难,天天爬山,上完这个山上那个山,他们都住在山上,山沟里头不行啊,都在山坡上头住。我们走也费劲,刘三高是当地人,他领路,到一个地方到家里看看,动员动员,有的不在家,有的在家,有动员回来的。有这么两件事我记得清楚,一件事就是我们走到公社已经是晚上,黑了,没吃饭,我俩也饿得不行,那个公社领导说给你们做点饭吧,说我们是北京来的。那个时候不打包头旗号,都打北京旗号,二机部的嘛。公社领导说给他们做点什么吃,咱们还有点面没有,那个工作人员说有,有就给他们做点面条吃吧。山西人好吃面条,我俩到那以后就给我们俩做点面条。拿什么做的呢,也没有菜呀,他们那地方也不种菜,切的萝卜给我们做点面条。他们做得比较多一点,可能寻思我们饿了,刘三高个子高。

记者:

他也是负责人事的?那个刘三高。

吴殿凯:

他是从车间抽上来的,因为我不熟,把他带去了。我俩哪能吃得了多少,总是不像他们想象的饿的那个程度,我俩吃不太多,剩了一些,我说工作人员你们吃吧。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工作人员,男的,他说你们不吃了?我说吃饱了。那留着明天早晨吃吧。我说我们有别的事还得走。哎呀,他就左一碗右一碗开始吃,吃完说哎呀,过年我也没吃过这个东西。这人可吃饱了,剩那些都让他吃了,这是一个挺逗乐的事吧。我们俩就感觉奇怪,当地人真是饿得不行,吃不饱,连那个糠皮子都少,野菜也不太多,不像我们家乡挨饿它有苦菜吧,那地方苦菜也不太多,小孩都饿得不行,穿得也不像个样。完了以后我们又走了几个单位,一看确实困难,到时给放俩钱儿,有的见着面,有的没见着面,看家庭确实困难,真是困难,吃没吃穿没穿,可怜的。他们都住窑洞里头,有的住在小平房,外头下雨里面也漏雨,所以说他们欢迎我们去。这些人有的躲我们,知道我们去是往回动员他们,就走开了,看不着人。我们给他家慰问,放俩钱儿,把情况说说,动员他回来,有的就回来了,感觉对他挺温暖的。家里也动员他回来,看到厂里还是不错吧,还派人到家看看,完了还给钱救济救济,那时候钱很紧张。有一天晚上我和刘三高去一个村里,太阳偏西了,我俩赶紧赶路,一问是多少里地来着。我说咱们能走到吗,刘三高说能走到。当地人说这地方有狼,天黑了你们又不认得路,那个小村也不好找,晚上别出事,让我们再住一晚上,明天早上走。刘三高说没事。他们说话我不太懂,刘三高是当地人懂吧,那就说走吧。走到太阳快落了,见前面有树,说这回可能到人家了。我俩就奔那个树去,都是小路,没有大路,顺着山沟赶紧往那儿走,走到那儿一看是个坟圈子,四不着边一个坟圈子,有狼这可咋整,我俩什么都没带,手拿个棒子也好,刘三高说这下可坏了。坏了也不能在那儿待下去,我说咱俩往前走吧。太阳将落还没落,那边有个小村,挺远的那个小村,那边有小孩哭,是不是个小村啊。刘三高说我问问看离这还有多远,他说话他们懂啊,一问,刘三高说不太远了,咱俩往前走吧。这时天不就黑了嘛,一走就后悔了,刘三高也后悔了,说咱俩不如不出来,这黑灯瞎火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俩还饿得不行,怎么办呢,那也得走吧,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记者:

但是不冷,是吧?

吴殿凯:

不太冷,那时候天比较暖和点吧。我们俩走了一身汗,天马上就黑了,看不着了,还没有月光,就摸黑往前走,走着走着刘三高就说这是什么东西,我到跟前说这不是一个烟筒嘛。刘三高说对了,是烟筒,看见屋里点灯呢,有人说话。

记者:

这是走路看着脚下有个烟筒。

吴殿凯:

这是个山坡,小平房挨着山盖的,这儿是平的,走到这儿看见烟筒了,下面有人说话了。我说今晚无论如何也不走了,不管哪个村,到也好没到也好,咱们就不走了,再走咱俩就喂狼了。也饿了吧,我俩说咱俩下去吧。下去一看,他们开会呢,生产队正开会呢,我们俩就闯到屋里去了。拿出介绍信给那个队长一看,正好我们要找的那个人的哥哥当队长,正是他的一个叔伯哥哥,那个叔伯哥哥认他妈干妈,咱们厂那个职工是个转业兵。他说你们来了,咱们会就不开了。

记者:

欢迎你俩。

吴殿凯:

我们俩走了一身汗,就说歇会吧,喝点水。队长说咱们上他家去吧,然后把我们领到他家去了。他还在家,他爹他妈都挺好,给我们端上来大酒枣,也没啥吃的吧,现炒的窝瓜子,叫我们在那儿坐着歇一会儿。我们就说说来历吧,说说情况。他那个村还是可以的,他哥哥,就是那个队长,也是转业兵,到那儿去了以后,人家照顾我们挺好的,给我们做的饭,吃得挺好。晚上听见外面有动静,不知道干什么,我们俩也不敢吱声,到他家就算到家了吧。所以那个晚上他们小村都跟我们沾光,那时候都吃食堂,他们生产队那个晚上炸的炸糕,在那个地方炸糕是最高级的饭,炸了一晚上。

记者:

就是专门给你们炸的。

吴殿凯:

他们小村整个都吃糕。

记者:

跟你们沾光了。

吴殿凯:

小村整个早晨都吃糕,炸了一晚上,我们不知道,光听他们在外面说话。我说我们来你们随便点,大家都挺困难的。他们说不是,他那个哥哥说我们是用瓜子油炸的,是用那个南瓜子油炸的。他那个地种棉花。他那个哥哥的小村还是搞得不错的,没太饿咋样,转业兵在外边还是开阔视野,种啥弄啥,比当地那个不熟悉的还是强。在那吃了一顿糕,我说晚上好容易摸到这儿了,还真摸对了。从那以后,我说太阳偏西咱就别走了,走到谁家就住在谁家,麻烦人家,到时候给放俩钱儿吧。走了差不多一个来月,动员回来一部分,像马仇虎啊,那次基本成功,也有没回来的。

记者:

他们不回来回去干啥呀?也出去打工去?

吴殿凯:

种地去。

记者:

咱们厂也吃不饱。

吴殿凯:

咱们厂也吃不饱,张军从糖厂弄些糖菜渣子来,也吃不饱。那时候宋任穷到咱们这儿来过。

记者:

对,宋任穷来了,那回在大食堂开的形势报告会。

吴殿凯:

困难时期有个工程师叫啥来着,我也想不起来。

记者:

董弘祺吧?

吴殿凯:

对,董弘祺偷土豆。

记者:

让他做检查,批判他了。

吴殿凯:

饿得吧,饿得不行。晚上有时候还加班,就比较累,吃不饱,大食堂放了点土豆,他去拿两个土豆,那时候好多人起土豆时都吃生土豆。

记者:

生吃土豆?

吴殿凯:

生土豆就那么吃,饿的。大食堂管理员就给抓住了,抓住就不让了,

这不就是工程师偷土豆嘛。那时候部里给点大豆,喝豆浆,给技术员,别人还不给,等到上海来那些人,弄点大米都上海人吃了。

记者:

是不是上海也跑过几个?

吴殿凯:

上海也跑过几个,留一部分,跑一部分,大米都给他们吃了,所以咱们厂80%细粮就是这么来的。这不是困难嘛,张诚他们上呼和浩特去给乌兰夫汇报,汇报就说工程师偷土豆这个事,乌兰夫说怎么能出这个事,你们不早说,咱们内蒙古养活你们这一两千人还养活不起?大意是这样说的。所以那80%细粮是这么来的。这些人感觉困难就跑回老家了,其实老家也挺困难,比咱们这儿还困难。

记者:

回去还种地,还是故土难离。

吴殿凯:

故土难离吧。有的老家好一点,山西不行,都是山,比较苦的。那天看见马仇虎还聊天呢,我说家里怎么样,他说现在好了,往夹县那边通汽车了,还修了大桥。陕西夹县和林县是在黄河两边,那里大枣出口,一斤大枣七八块钱,现在生活可好了。

记者:

乌杰,乌兰夫的儿子您接触过没?

吴殿凯:

和他接触少,他是在一室,也认识,没共过事。像跟刘允斌呀、李妙秀这些人办事都比较方便,人家是头儿啊。他不是头儿,他是一个搞分析的,来了一年多还是两年就走了,上呼市去了。

记者:

咱厂还有粟裕的警卫员,是从学礼?是不是当过粟裕的警卫员?

吴殿凯:

丛学礼一直跟粟裕好多年,当警卫队队长。这个人是个山东人,倔脾气。还有乌兰夫的一个警卫员在咱这儿,宋天恩,他在南门外盖的房子。原来我们俩住邻居,在拐角楼住的时候都挺好的,弄房子干啥,都退休了,不愁吃不愁花的。他是离休的,他在南门外属于整俩钱儿,房子往外租,结果到南门外看房子去,在十字路口出车祸死了。还有一个徐发启,徐发启是王震的警卫员。

记者:

听说有一次张诚在俱乐部做报告,说我们是搞原子弹的还是怎么的,这就泄了密了,让他做检查?

吴殿凯:

张诚好像是这么讲的,我记不清了,大体可能是这样。咱们厂大伙都知道是搞原子能的,你知道我们是搞啥的,我们是搞原子弹的一部分!大概是这么句话,这不就暴露了嘛。我们是搞原子弹的一部分,实际这就是一部分嘛。这样,包头市委、内蒙古自治区知道了,就让他写检查。就这么一句话。

记者:

啥也不能说,厂长说了一句还得做检查。

吴殿凯:

在俱乐部开会时说了那么一句。像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我们上车间去搞定员,保密处邢戈钊当处长嘛,不让我们进,不给我们开绿灯。他不开介绍信你就上不了车间,二车间、七车间、八车间辅助车间可以随便进,可是搞定员,你不了解生产怎么搞定员呀。

记者:

嗯,进不去。

吴殿凯:

进不去呀。生产是第一线,第一线在什么地方我们哪知道。最后吴炳恒我们几个商量,管它去呢,不让进拉倒,他们要10个人我们就给5个人。李恺那天就在办公室汇报定员的事,要几百人。张诚说他提的行吗,我说不行,人太多,要这么些人干啥呀?张诚说你了解情况吗,我说不让我下车间我能了解什么情况。一开始他们就不让进去,保密处不给我们开绿灯,不给我们开介绍信,我们能进车间吗?张诚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对你们还保密,这怎么能行呢,把老邢找来。正好邢戈钊没在,邢戈钊要在,张诚非跟他发火不可。以后保密处就给我们开介绍信了,要不我们一车间也进不去,二室也进不去,三车间也进不去,从那以后就给我们开绿灯了。不知道哪个设备是什么设备,你搞定员怎么搞?你三班倒也好四班倒也好,你这个设备需要几个人,几个人看几台设备呀,得按照这个岗位来定啊。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给他定,我们就将了李恺一军,当时张诚就给开绿灯了。

记者:

也不能问?

吴殿凯:

不能问,问也不告诉你,可严了,就那样。

记者:

就是跟家属啥的也不能说,像搞技术这些技术人员回去跟家属也不能说?

吴殿凯:

不能说,说了失密,不让说。跟外边通信更少了,像我们1949年跟原单位老同志关系都很要好的,后来都不通信,都找不着了。有一年到青岛疗养院疗养,有一个生产股的股长在分析室,他也去疗养。他那时候是在新疆矿务局当局长,出车祸了,他和他老婆俩人到青岛去疗养。他在一区,我们在二区,那天我正好看见他了,他老婆叫祝明,我越看越像,那时候我小,才十几岁吧,祝明也老看我。我在那儿坐坐看看,我就想,哎呀这是祝明,就走到她跟前,我说你是祝明吗?啊,她说你是小吴?她说小吴你也来疗养,你在哪呢?我说在包头二○二厂,她问你们是干啥的?我不敢说。我说你们干啥来了,她说王天明在这养病。她说走吧走吧上我那儿去吧,这才见着面,要不都不知道。这些老同志都不清楚,保密很严,调哪儿都不知道,稀里糊涂的。我们一起出来十几个人吧,有的到南方去了,有的上包头来了,有的到四所、六所、原子能研究所,分开了,都不通信。我那个叔叔调去了也不通信,要求严嘛,很不习惯。现在好多了,也习惯了,知道这些老同志也死得差不多了。

记者:

当年八车间有个段高中,听说他烫伤以后是周总理派直升机接他去北京治疗的?

吴殿凯:

他是看井看水泵房的。看水泵房有汽油,把汽油弄着了,喷得满身,把身上都烧坏了。烧坏以后厂里知道了吧,张诚找去了,这家伙整个烧坏了,张诚就给部里打电话,部里就找到总理了,总理亲自抓二机部,打电话要的飞机,他就坐飞机到北京去的。那时候对人挺关心的,总理亲自要的飞机,原说飞到二○二直接把段高中接走,但体育场降不了飞机,只好到呼市接走去北京治疗。他们不说咱也不知道,张诚给二机部打电话,那时候好像是宋任穷当部长,不是宋任穷就是刘杰,他俩当部长的时候。

记者:

周总理知道了,亲自过问。

吴殿凯:

1958年,我们到北京参加先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们这都是厂里选的先进嘛,我们10个人,像王起运,还有王林加,选我们10个人参加会去。张诚带队,住在前门饭店,很高档的,那时候最高级的是前门饭店,我们住在那儿。在那儿住的时候,有一天开完会了,就说今天咱们到怀仁堂,去看看怀仁堂,当时没说什么总理跟我们照相,光通知到怀仁堂。我们坐着车,从怀仁堂穿过去,从后面进去到前面出来,叫我们看看怀仁堂情况,绕了一圈。然后后边有个广场,有人说大伙来照相了,整个二机部系统的人都去了,代表啊还有领队的,张诚带队嘛,是工作人员都去了,在那儿照的相。照相的时候毛主席不在,总理在,我们就在那儿等着,等了一会儿总理就出来了,当时还有贺龙,几个人都出来了,出来后转了一圈。我就在总理后边,离得不远。

记者:

你们事先不知道跟总理合影?

吴殿凯:

不知道。这就弄个照片回来,现在我还有那个大照片,12块钱还是多少钱一张,自个儿花钱。

记者:

您1958年就见过周总理了。

吴殿凯:

后来我们从巴盟、北京军区又招了些人。北京军区200人,巴盟也200人,刘文义这些人是从巴盟招来的。那时在巴盟招的大部分是学生,有的是农民。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是在北京军区招了200人,马德珍、马柏桐他们就来了。人家也不给,我们就去找肖华,那时候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当时肖华没在,秘书接见我们。开始那个王局长不同意给,说转业兵往别的地方转,不给。我们说中央批的,富恩生我们几个说咱们找肖华去,局长不给,咱们找肖华去。秘书说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再商量商量,肖司令不在,等他回来办这个事,给他汇报汇报。待到第三天,给我们来电话,管理局局长打的电话,说你们这个事定了,司令同意给你们,你们来吧。(田炳信/刘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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